富士康旁边有片“欢乐海洋” A "Happy Ocean" Next to Foxconn Factory

宝安，本为古县名，曾辖今深圳地区1600余年。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后，宝安成为区名，为新立的深圳市所辖。如今的宝安区工厂林立，已是中国工业化的前哨站，而各操南腔北调的外来打工者则是这里的主流人口。坐落在龙华的富士康是一台庞大的工业机器。在这座拥有30万工人的工厂里，机械设备昼夜不息地运作，流水线上的工人重复着单一的动作，日复一日，秩序井然。

晚间，下班的工人们涌出来，流动在街道上，或是到商场买东西，或是去大吃一顿，也有三五成群到去迪厅放松的，也有回宿舍倒头就睡的，还有站在天桥上抽烟发呆的……到点上班，够钟下班，这样的生活很难说究竟是快还是慢。在这节奏里，前一阵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也仿佛早已冷却成了陈年往事。

“观看的朋友，请在左右两边，让我们把空间留出来给更多的人跳舞吧。谢谢！”每晚8点到10点，都会有这样一群身着明黄衣服的年轻人在龙华的理家广场上组织和带动工人们跳舞。动感的音乐，振奋的励志口号，主持人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带动着全场工友们舞动起来。这样的舞场是免费开放的，教学也是免费的。这样的活动是谁组织起来的呢？在醒目的黄色衣服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欢乐海洋”。

打工仔邱彬彬

组织创始人邱彬彬（图/无畏）

1981年出生的邱彬彬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这个来自江西，身材健壮的年轻人曾打工10多年，进过服装厂、学过修车、送过快递、当过保安、还在移动做过信号覆盖。凭借着多年打工的积蓄，如今他在观澜的富士康旁边经营一家蛋糕店，自己当起了老板。这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羡慕那些有机会读大学的人，因为在大学能接受更多知识，激发更多想法。不过，邱彬彬也有自己学习的方法——他买了许多名家演讲的光碟，学习各种知识和技巧；他还喜欢听励志的故事，读励志的书，用前人锲而不舍的精神来激励自己。

开始学跳舞是2004年的时候、当时他接手爸爸在上沙广场经营的舞场，坐在入口处收门票，但一开始却是门庭冷落。为了舞场的经营，他决定学习跳舞。神奇的是，平时学东西不快的他居然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内就把一套舞步跳得娴熟，还做起别人的师傅来。这样一来，舞场的经营就变得越来越好，高峰期甚至能达上千人。本来举止粗鲁的他也从跳舞中体会到与人交往的乐趣，学会了友善待人。

成立“欢乐海洋”

高中毕业的邱彬彬不懂什么是NGO，也不知道公民社会。他的团队中大多数人都只有初中或中专学历，没人懂得那些陌生的学术词汇。不过，成立“欢乐海洋”，是他们自发、自愿的行为，并不需要任何前设的理论。

邱彬彬成立欢乐海洋的想法是源于2005年末的一件事的触动。那一天，一名22岁男孩因为吸毒死在舞场附近的公共厕所。他目睹了尸体被拉出来到装入袋子的整个过程。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生命因毒品陨逝在他眼前，邱彬彬受到很大的震撼。“那样的场景，真的让我很难受。”

他和几个好友经过一周的讨论，决定发起禁毒的宣传活动。他们制作了26米的宣传展板，在华强北做了第一次的展览。虽然宣传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然而邱彬彬认为仅是宣传很不够，他还要把跳舞和禁毒结合起来。这样，以“全民健身、远离毒品、珍爱生命”为口号的跳舞健身活动便在这个打工仔的脑子里开始酝酿。

欢乐海洋的禁毒宣传（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和三个好友成为最初的发起人，自掏腰包凑够了3000块钱，买了音响设备。为解决场地，他登门拜访了龙华大润发的老板。因为此前在中国移动工作时候曾经帮这家老板弄信号，老板对他比较信任，所以最终彬彬说服了大润发免费提供场地。最终，2008年7月12日成了欢乐海洋永远铭记的生日，这一夜，在大润发广场前，邱彬彬用激情的演讲感染每个工人，带动工人们舞动起来。

但是，邱彬彬也坦言，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顺利，“商家毕竟看的更多是利益。”头三家比较顺利，到了第四家就开始碰壁，另外活动时候也遇到过城管的阻挠。但是，凭着一颗公益的心，这个打工仔团队锲而不舍，这家不行，找另一家，到处宣传他们的理念。场地还是一个个被他们开发出来。同时，他们在外来打工者中招募新成员，在来舞场跳舞的工人中培养主持人、领导舞和管理人员。经过这两年的发展，如今欢乐海洋在深圳的福田、龙华、松岗、龙岗等地已经有20多个舞场。

广场前的“欢乐海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团队改变了他们

欢乐海洋成为了邱彬彬的人生事业，他在这里的出色表现引来了不少公司的青睐。曾经一辆宝马车开到他门前，提供他一份条件优厚的工作，而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放弃海洋。但是他婉言回绝了。就这样，先后20多家公司前来求贤都被他一一拒绝。

 “你有没有见过几十人、上百人抱在一起哭的场面？”邱彬彬说起他们送走团队一名成员时候的感觉，这让他们这群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感受到家的温暖。而这样的温情是多么好的工作职位，多么高的工作薪酬都无法带给他的。

邱彬彬要求每个加入团队的人都要看一遍电视剧《士兵突击》。平凡的许三多从农村走入军营，从一个最傻的兵成了一个最棒的兵。他用这个励志故事告诉打工者们，人要想勤奋上进，必然需要一种约束力，要在团体中成长。“想要和得到之间，就是做到。”他相信，只要付诸行动，他们这些打工仔也能够从一个没有约束力的人成为社会精英。而今，他在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也是影响其他人人生轨迹的事情。

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芳芳原在观澜的富士康工作，当线长的她平时要被夹在普通和上层领导之间，压力很大。为了完成上面派下来的任务，对待普工要软硬兼施，有时好言相劝，有时要加以训斥。她平时的生活就是上班、吃饭、睡觉，宿舍里人情冷漠，大家极少交流。这是在富士康打工的30万人的真实写照。

当欢乐海洋出现在芳芳面前，这个女孩带着好奇心经过三天的旁观之后，终于在最后一排学跳，慢慢地走到最前排，成为团队的干将。她把线上的工友、宿舍的舍友也带到舞场来，后来连他们课长都去了。由于舞场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在一起学，一起玩，交流多了，关系也融洽了，车间和宿舍的冷漠也慢慢地消去，人情味浓了，人也自在多了。“有了沟通的语言，自信自然来了，感情也自然好了。”

毕业于武汉工业学院的二湖带着眼镜，斯文的外表让人想不出也是个舞林高手。这个大学本科生在毕业后就进入在富士康工作，一进来就是工程师。富士康给了他很多训练，IE（Industrial Engineering）学院的训练让他成长了不少，为此他感激富士康。但是当欢乐海洋走进他的生命之时，他才发觉在冰冷的科层制之外，还有更加宝贵的东西值得他去学习。

“富士康已经系统化了，一般都在规定的岗位上工作，很难把自己的潜力爆发出来。而欢乐海洋给了我一个更大的平台。”最后他选择离开富士康，去找寻更加真的自我。现在他是管理成员之一，活跃在龙华理家广场的舞场上面，追寻更高的人生目标。

“我们的近期目标是2012年在广东打造100家以上的免费健身舞场，为50万广东工友提供免费的运动场所。”邱彬彬对团队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是，他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资金方面，他们缺乏强大的资金支持，到现在仍然是团队成员在出钱，而他自己出的钱是最多的。人员方面，他仍希望有更多的有才有识之士能够加入这个团队，特别是网络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士。

尽管如此，这个组织起到了他们存在的意义。在这两年内，欢乐海洋改变了很多人，给这个冷漠的现代工业区带来许多温情的故事。

当我们关注富士康的时候，关注现代工厂带给人异化和原子化的时候，不要忘了，在富士康旁边，还有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的一片“欢乐海洋”。

雷州半岛旅记 Travel in Leizhou Penisula

从湛江回到翠园，一打开门，便是亲切的阿姨和一群弟弟妹妹。虽然是客居别人家中，但这样的场景让我这个很少回家的人倍感温馨。人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为了寻求这样的温馨吧。不过，我竟然如此地不知满足。

看完了钢之炼金术师的最后一集，爱德华和阿尔冯斯在恢复身体之后，又再次出发，一个往东行走，一个往西旅行。经过打破禁忌之后的漫长旅程，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寻找的不仅仅是原来的身体，也并非仅仅是炼金术。这样的东西也许是某件东西，也可能是未知的，但只有在旅途中才有可能发现。他们的做法启迪了我。移居翠园的一个多月里面，我认识了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同辈的青年，还有不少的老师。他们不断地带给我灵感与启迪，但我在接受之后却迟迟未能产出自己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客观上被某些事情牵绊着，也许因为主观上的踌躇不决吧。

我一个人搭上深夜的火车，往西去了湛江，也就是雷州半岛。

一路上，我和不同人交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他们交流，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旅行。

在廉江的麻风病康复者村石岗嶂村，见到了用冲——一个在广东海洋大学学社会学的年轻人。他一个人在这里做麻风村的调查。他从一年前开始进入这个村，前后七次，熟悉这里每个老人的故事。这点是值得我学习的，我至今还没有向他这样做长期持续的调查，他实在是做足了人类学的功夫。

我跟着用冲在那里呆了一天一夜，探访老人们。下午，我们和钟伯喝白酒聊大天，还唱起了“万里长城永不倒”。老人们在得病后就被送入这个村子，在治疗之后却落下了一身的残疾。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不少人基本上与原来的家庭没有了联系，只有少数的幸运者能组建自己的家庭。这个小村子便成为了世界中的所有。在中国大地上，还分布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村子，一直以来都被人遗忘。

在经过意识形态支配和经济优先战略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且有一批人率先行动起来，去弥补人类的过失，去纠正文明的暴政。我在这里看到了家工作营挂的牌，原来这里也是工作营的服务点。两个月前，我还在大学城采访了工作营的领导者原田。这位异国人向歧视与不平等宣战，在他乡奋斗着。在这里又遇到工作营，我感到这是一种缘分。

晚上我睡在天台上，看到了漫天的星星，多得有些吓人。这几年，我每逢暑期都在某个农村呆上一段时间，看到足以让人惊叫的满天繁星。这样的场景只有很小的时候有过。不过，这一夜里，不远处的采石场彻夜运作，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大煞风景。钟伯的房子就曾被炸飞出来的石头砸穿了几个窟窿。

我随着用冲来到了广东海洋大学，台风也跟着来了。所幸的是，在风风雨雨中幸运地又认识了一些朋友。我佩服用冲和璇琳，他们选择社会学专业，是因为当初看到这名字时候的一见钟情。而我第一次看到社会学的时候，却只是把它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但毕竟我还是半路出家了，如今我要把自己渐渐地变成一个社会学人。

晚上和安徽小子喝酒吃饭，乘着酒兴，他还跟我谈起他的感情心事。我似乎能察觉其中详细，但我只是个路人。我总是认为，每个人或多或少有些心事，心中总有会有些抑郁，关键在于如何去把心中所思表达出来，甚至是把心中积压的东西倾泻出来。酒是一种催化剂、助推器。璇琳跟我说她下个学期，也就是大四，将一个人跑去广州大佛寺拜师学艺，学习古琴。她认为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眼前的安徽小子也需要这样一个渠道。这就是现在用冲宿舍住的两个朋友。在他们宿舍，我翻开了一本雷蒙·阿隆的自传，静静品读。

这次来的目的本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去看在吴川的雁飞弟弟的项目。在老师离开后，这弟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听不懂也不会说当地方言，一个人孤军奋战一个星期，而且成功完成农村银行的发起。这是值得我学习的，而且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活动。不过，他说自己受不了精神压力，在我来的同时他也就提前离开了吴川。

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给海时打了电话，说要把团队和这样的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他很赞同。确实，乳臭味干的我们在建设这样一个团队时候，面对着太多的思考、混乱、迷茫。我想起原田用了六七年才让家工作营走向规范化。处于幼年期的中国NGO要成长需要走一些弯路，需要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不去吴川，我就乘机在湛江市区和雷州游走了一番。湛江就在海边，风景甚好，但旅游行业并不够发达。从我找明信片却迟迟未能找到这一事情，略见一斑。大家只能怨，这里出了某些贪官坏官。

相比之下，雷州更让我喜欢。这个地方更像潮州。它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这里既没有说粤语的人，也很少有说普通话的人，大家说的方言是——雷州话，这是闽南语系的其中一支。

那天早上我是一个人去雷州，但很幸运的是，游览第一个景点三元塔的时候，遇到了两个来玩的女孩，上午与她们结伴同行，看石狗，游西湖。这两个女孩，一个是雷州人，一个是电白人，而我是潮州人，三个人来自不同地方，相隔千里，却用着同一种大方言——闽南语系。闽南先民一批走陆路，在潮汕地区落籍；一批乘风破浪，直达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在文化上，这两地一直保持着同源的文化，告诉后人，他们是兄弟。

我一个人走在雷州的大街小巷里，看到的是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神庙，真武将军、伏波将军、华光大帝、宁国夫人，多神崇拜之风正如潮州。深厚的文化信仰经过不同世代，一直传承着，这让人感觉生活在自己，是和浩浩历史连在一起，和整个文化融为一体。这种包容感与安全感正如伟大的现代性所缺失的。

本来我还想一个人去广西转一圈，不过新的战斗又在召唤着我，这一次小小的旅行就暂告一段落了。犹记得四年前，当高考结束之后，我的大旅行计划遭到父母的无情否决后，我整个人完全崩溃了，陷入深深地绝望。其实，我并非想做一匹脱缰的野马，只想成为一个求索的行者，在旅途中求，在人生里索。 

我和纪录片的故事在继续 My Story with Documentary Keeps Going

昨晚在中山大学观看了一部以色列的独立导演拍摄的纪录片《Be Fruitful and Multiply》，讲述的是一个以色列犹太极端正统派社区中女性的问题，她们被赋予了生育的义务，一个女人总要负担十多个孩子，因为这是圣经旧约对她们的要求，所以她们只得遵守。整个社区形成了一种刚性的社会规范，这些女人就被牢牢地捆绑在繁重的家务和照样孩子的工作之中，她们的生活早已被圣经所决定，受到社区拉比们的控制。

导演Shosh Shlam也来到现场。会后，我也同她进行了交流。因为我本身也拍过纪录片，所以完全理解拍摄一部纪录片的过程是多么艰辛。当然，Shosh Shlam拍摄的纪录片要远远比我专业许多，好很多，她的作品让我十分羡慕。

大学以来，我看了不少纪录片，其中最让我震撼和欣赏的当属NHK的纪录片，激流中国系列和沸腾都市系列的片头曲总是让我热血沸腾，让我感受到这个社会的脉动，让我更想深入到这个社会中去，特别是用镜头，用拍摄记录的方法。

班忠义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纪录片导演。那年，当她的妻子给我们上课时候播放他拍摄的纪录片《盖山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凤凰卫视给他做过一期节目，难怪乎我有印象。而当他带领他的基金会来我们班交流之时，坐在台下的我很兴奋地对他说：“班老师，我认识您！”

这是大学二年级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仍然黑暗中的日子中不断地挣扎、求索，我总觉的上天那么不公平，为什么要给我这么长时间的黑暗日子？但我知道，越黑暗，我的光越亮。当时还任学生资讯中心的记者，其实我只是摄影记者而已，但是我经常自告奋勇地去当文字记者，因为我自己知道，单纯的拍摄满足不了我的表达欲望，我还要写，我需要一种更大的主动性。所以我抓住机会，又以资讯中心记者的名义去对班老师进行专访。一个人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搜集这些影响素材，去关注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群体，对我来说，是一件真正称得上是有意义的事情。

那时候，我仍然很孤立无助，总想着要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状况。而大二的尾声，我如愿加入了爱心中国行，去了贵州。在海时师兄的鼓动下，我真的拿起了DV，真的开始拍摄纪录片了。器材是借的，脚本根本没有，临走时候班老师还送给了我一个三脚架。我在黔西北走走拍拍，拍了土房里的农民，拍了危房般的卫生院，拍了十分有见地的村支书。

有一次，我碰到医院中一个小女孩，我那时候真想一直就跟着她，拍摄她怎么住院，家里怎么凑钱，会遇到怎么样的故事。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没能继续下去。我带着十多个卡带回到广州后。但我居然因为没有移动硬盘而将剪辑工作延迟了一个月。经过努力，第一部纪录片《2008·新农合纪实》出来了。但我觉得火候还差很多。

我拍上瘾了。2009年的春节，我借到了一台广播级的DV，拍摄的目标就是家乡的传统民俗活动——营老爷。我并没能很好地组织起自己的团队，虽然不少人在支持我，但具体工作仍是我一个人在着手。多么独立的一个人哪！最终，第二部纪录片也出来了——《营老爷》。但还不是我想达到的纪录片。最后，参加了两个DV大赛，只得到个提名。但对我来说，这样已经足够了，不管自己的作品怎样，始终是我的作品，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般，那种爱护、疼惜，同时又给予厚望的感觉是一样的。

虽然现在手上什么器材都没有，但是我仍然想拍摄纪录片，拍出一部真正的纪录片。我期望更多的同志，发挥我们强大的主体性，去一起为一个有意义、充满激情的人生而奋斗。

在人大面试的时候，我把这两部纪录片制成光碟，送到面试的老师前面，满怀自信地跟他们说：这就是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