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中山大学观看了一部以色列的独立导演拍摄的纪录片《Be Fruitful and Multiply》，讲述的是一个以色列犹太极端正统派社区中女性的问题，她们被赋予了生育的义务，一个女人总要负担十多个孩子，因为这是圣经旧约对她们的要求，所以她们只得遵守。整个社区形成了一种刚性的社会规范，这些女人就被牢牢地捆绑在繁重的家务和照样孩子的工作之中，她们的生活早已被圣经所决定，受到社区拉比们的控制。
导演Shosh Shlam也来到现场。会后，我也同她进行了交流。因为我本身也拍过纪录片，所以完全理解拍摄一部纪录片的过程是多么艰辛。当然，Shosh Shlam拍摄的纪录片要远远比我专业许多，好很多，她的作品让我十分羡慕。
大学以来，我看了不少纪录片，其中最让我震撼和欣赏的当属NHK的纪录片，激流中国系列和沸腾都市系列的片头曲总是让我热血沸腾，让我感受到这个社会的脉动，让我更想深入到这个社会中去，特别是用镜头，用拍摄记录的方法。
班忠义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纪录片导演。那年，当她的妻子给我们上课时候播放他拍摄的纪录片《盖山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凤凰卫视给他做过一期节目，难怪乎我有印象。而当他带领他的基金会来我们班交流之时，坐在台下的我很兴奋地对他说：“班老师，我认识您！”
这是大学二年级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仍然黑暗中的日子中不断地挣扎、求索，我总觉的上天那么不公平，为什么要给我这么长时间的黑暗日子？但我知道，越黑暗，我的光越亮。当时还任学生资讯中心的记者，其实我只是摄影记者而已，但是我经常自告奋勇地去当文字记者，因为我自己知道，单纯的拍摄满足不了我的表达欲望，我还要写，我需要一种更大的主动性。所以我抓住机会，又以资讯中心记者的名义去对班老师进行专访。一个人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搜集这些影响素材，去关注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群体，对我来说，是一件真正称得上是有意义的事情。
那时候，我仍然很孤立无助，总想着要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状况。而大二的尾声，我如愿加入了爱心中国行，去了贵州。在海时师兄的鼓动下，我真的拿起了DV，真的开始拍摄纪录片了。器材是借的，脚本根本没有，临走时候班老师还送给了我一个三脚架。我在黔西北走走拍拍，拍了土房里的农民，拍了危房般的卫生院，拍了十分有见地的村支书。
有一次，我碰到医院中一个小女孩，我那时候真想一直就跟着她，拍摄她怎么住院，家里怎么凑钱，会遇到怎么样的故事。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没能继续下去。我带着十多个卡带回到广州后。但我居然因为没有移动硬盘而将剪辑工作延迟了一个月。经过努力，第一部纪录片《2008·新农合纪实》出来了。但我觉得火候还差很多。
我拍上瘾了。2009年的春节，我借到了一台广播级的DV，拍摄的目标就是家乡的传统民俗活动——营老爷。我并没能很好地组织起自己的团队，虽然不少人在支持我，但具体工作仍是我一个人在着手。多么独立的一个人哪！最终，第二部纪录片也出来了——《营老爷》。但还不是我想达到的纪录片。最后，参加了两个DV大赛，只得到个提名。但对我来说，这样已经足够了，不管自己的作品怎样，始终是我的作品，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般，那种爱护、疼惜，同时又给予厚望的感觉是一样的。
虽然现在手上什么器材都没有，但是我仍然想拍摄纪录片，拍出一部真正的纪录片。我期望更多的同志，发挥我们强大的主体性，去一起为一个有意义、充满激情的人生而奋斗。
在人大面试的时候，我把这两部纪录片制成光碟，送到面试的老师前面，满怀自信地跟他们说：这就是我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