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与中国“性革命” Capital Market and Sexual Revoluntion in China

不仅仅是社会控制减弱造就了性革命

20世纪的中国，整个国家不仅仅在社会体制上开始了重大的转变，进入从农业到工业、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过程，而且最关乎自身的性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可以用“性革命”予以冠名。通过实证调查，潘绥铭认为中国的性革命已经成功，这表现在性爱抚总量的增加、性生活方式的种类越来越多、性生活越来越美满等方面（潘绥铭，2008:3）。潘绥铭（2011: 25~27）认为性革命的发生有社会控制放松、“陌生人社会”形成社会背景、个人再次张扬三方面的社会背景；性与政治分离、爱情高于婚姻理念的确立、社会的年轻化成为催生性革命的三大助力。方刚（2011）以多性伴侣行为为研究对象，进一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得出，由于正式控制力量的衰落，引起了非正式控制和自我控制的减弱，从而是的多性伴侣行为得以发生。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革命必然导致性革命，资本主义道德被推翻必然会被新的自由道德取代。这种前提是由于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是对性进行压抑的，所以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改变社会结构才能获得性的最终解放。正如1949年后中国没有设立通奸罪，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在性的开放程度上更高。然而，十分吊诡的是，在号称实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性的革命最终却失败了。

Wilhelm Reich（1986）认为苏联的性革命受阻，甚至向独裁主义道德形式倒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性成为革命的附属，出现了“无性文化”。所以，滑稽的场面出现，社会主义体制的变化，甚至走向资本主义，就成了性革命的希望。然而，是否社会控制的强/弱就导致了性的压抑/革命呢？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是市场化的进程。如果我们将市场化进程考虑在内，性行为的开放化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控制的宽松，资本市场的力量在此种应当起着一种重要作用。

资本市场中的性消费

1949年之后，与性相关的产品被归为计生用品，而且相关的产品也围绕着避孕，这就使得性产品成为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下所管控的资源。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正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性产品开始与国家脱离，进入市场。1993年3月23日，在北京赵登禹路143号出现了一家名为“亚当夏娃保健中心”的商店，其销售的性产品包括带刺的避孕套、延长勃起时间的“神油”、震荡器、仿真阴茎，这些大部分人之前闻所未闻的东西。此后，性用品的名词逐渐取代了计生用品这个名词，性用品店开遍大江南北。

90年代安全套的使用是与艾滋病防治联系起来的，在此间，外国品牌“杰士邦”、“杜蕾斯”等纷纷进军中国。1998 年10 月，杰士邦以“无忧无虑的爱”，在广州80 辆公共汽车上亮出我国首条安全套广告。同年11月，杰士邦在深圳市内挂起了500台安全套自动销售机，第一次在中国将安全套自动销售机挂上街头。作为一家占中国安全套市场份额25%的企业，杰士邦以这些商业事件开始开拓中国市场。当然，对于安全套，许多人认为带套降低了快感，在紧急的一刻，人们在激情与安全之间还是选择了激情。在潘绥铭2006年的全国调查中，与任何人过性生活的时候都是用安全套的人，仅仅占6.1%；而跟什么人都不是用安全套的却占到51.3%之多。如果仅仅是以防止艾滋病这一项来吸引人们是远远不够的。安全套的厂家们明白，安全套的核心仍然是性，而不是病。超薄套、多彩套、香味套、异型套、震动环、润滑剂……安全套厂商不断推出更多能够增加性快感的安全套，正如杰士邦的著名广告语：尽享激情，自有一套。

关于性交过程的影像也开始大规模传播，它有着各种名称：毛片、黄片、A片，同时被国家成为“色情淫秽录像”，姑且称之为色情片。在国家扫黄行为的打击中，这些片仍大量泛滥，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中，传播更加方便快捷。然而，色情片中的场景却不等同于正常的性交场景，往往是通过性交者服用性激素延长性交时间，通过特技处理加强性交效果，结果呈现出一种夸张的性交场景。“平时从色情片中看到的那些汹涌不断的精液，就是由牛奶和白蜂蜜合成的”。在这个影像制造过程中，甚至生产出“颜射”、“胸射”等前所未闻的新方式，同时也有许多人在开始效仿。

同时，媒体上涉性的场面越来越多，性成为媒体吸引读者眼球的一大法宝。任何与性有关的内容，都会成为最佳的卖点。特别是平面广告上丰胸、翘臀的美女充斥着我们的眼球，我们的生活充满着各种性暗示，整个社会显得“性趣盎然”，并致使“性化”开始出现。

对于性生活，从此前简单的生殖为中心，逐渐通过市场中各种话语和象征体系建构出：性生活是一个要持久，要有高潮，要有情趣，要有复杂多变的形式的过程。正因为性生活要像影像中那些持久，那样复杂多样，那么壮阳药也就有市场了，伟哥也就来到中国了。公共厕所的墙壁上、路旁的电线杆子上、街头巷尾张贴的土广告写着“包治阳痿、早泄、性功能减退”。

性功能障碍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病”，而且要去医院治，而且还要通过各种药物的服用去延长性生活的强度和时间。性用品店里也就买的不只是安全套，有更多的情趣内衣、更多的服装和道具。而这些绝大部分都是各类的商业主体给予我们的知识。在性教育匮乏的情境下，若是没有这些相关的广告、影像与五花八门的性用品，我们从何而知高潮、口交、G点、SM等知识呢？

新的控制抑或性革命？

人的性欲，在这种场景下，与其说是发自本能，不如说是不断被市场所不断生产出来的，不断强化出来的。正如Jean Baudrillard（1998）的消费社会理论中所说的，性欲成为一种象征的及总体的交换结构。资本市场所生产出来的性欲高于个人的性欲，制造出个人性欲的匮乏，使人对性的需求不断增强，而这样就让资本家看到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我们性欲越强，性行为越丰富，行的自由程度越高，资本家所获得的利益就将越大。资本家不会空等我们自身的改变，而是迫不及待地尝试去改变我们的身体，并控制我们的身体。这才是资本市场控制力量最强大的地方。中国的性革命，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控制的削弱造成，资本市场的对于性的各种创造和建构是掀起性革命的一股更大的力量。

本文主要是根据笔者的理解提出了关于中国“性革命”的一些思考，但还没能从实证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性行为不是人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社会的各种力量所塑造起来的。所以，在这场性革命中，我们看到，在国家正式控制、道德的非正式控制逐渐减弱之时，或许能给个体以喘息之机，但是资本市场的控制力量又不知不觉开始侵入到每个人的身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真正自由？我们的性还是我们想要的性吗？

参考文献

安蕾. 安全套的中国步伐. 记者观察(上半月), 2008(12)

方刚. 多性伴侣[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1

潘绥铭. 中国性革命纵论[M]. 高雄: 万有出版社, 2006

潘绥铭. 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M]. 高雄: 万有出版社, 2008

潘绥铭. 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潘绥铭、黄盈盈. 性社会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潘绥铭; 黄盈盈.“看黄”剖析. 百科知识, 2011(10)

Susse. A片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婚育与健康. 2009(29)

陶然. 中国安全套行业的机遇和挑战[J]. 中国橡胶, 2003,(23) .

Baudrillard, Jean.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SAGE Publications Ltd

Reich, Wilhelm. 1986. The Sexual Revolut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Frankl, George. 1974. The Failure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Kahn & Averill

对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暇思 Reflections on a Communist Community: Nanjie Village

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民主自由的西方意识形态蔓延到各个角落。由此带来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共产主义被打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应全球市场化的潮流纷纷步入了“后”时代，而中国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仍然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这里高度集体化与政治化，毛时代的形式与话语在这里存留并且继续发扬光大。在市场化转型的今天，这些景象是很难看见的，怀旧的人必然喜欢这里，所以这个村子也红红火火地搞起了红色旅游。可以，这里不是博物馆，而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区。

期刊网上有许多关于南街村的文章，但绝大多数不过只是琐碎的游记或者新闻纪实，能在理论上将这个村子讲明白，也就是真正能称之为“论文”的东西寥寥无几。刘倩的专著《南街社会》可以说是对南街村的全景式观察，但如果如封底中所说的是对该村的第一本社会学学术专著就太过了。

第一，该本书并没有提出清晰的理论解释框架，社会学并非仅仅是记录社会的学科，而是去解释社会，需要的是智力与抽象思维能力。所以理论方是社会学的核心，没有理论的社会学是苍白的，甚至称不上社会学。第二，该书也并非首本，在此前冯仕政老师已经对它进行了学术研究。

冯仕政老师在2000年前后调查了南街村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再分配体制的再生》，但过了10年后，在期刊网上仍只能搜索到老师运用当时的材料撰写的两篇论文。老师在课上说他的博士论文做得太像人类学的东西，而新近发表的这两篇论文则致力于在理论上把南街村的问题尝试得更明白，提出了国家与市场互相演化以及国家政治文化的解释框架。

但是，仅仅如此，仍然让人感到沮丧，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十年意味着极大的变化，不仅在国家政策产生变化，在个人层面上也会产生变化。所以，南街村在这十年内一定变了，这种变化是研究的契机，而事实上学界却没很好地把握这一研究契机。社会在变，而我却自岿然不动。这是一种有条不紊的淡定呢？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漫不经心，一种在行动上与思考上的懒惰。

在庇护主义之下，南街村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地方。首先，这个村并非世外桃源，并非一个超然世外的、自给自足的地方。正如王宏斌所说的“外圆内方”，对内进行集体主义的治理，对外则以集体的身份加入到市场经济的行列中。可南街村的成功并非仅靠内部的，更不是仅靠政治意识形态的维持。南街村在早年被树立为“典型”，并因此得到了许多外部资源，促成了这个村子欣欣向荣的外部面相。

2008年，《南方都市报》在报道中断言南街村的神话已经崩溃，报道中将这个地方描绘成一个腐败堕落的极权主义王国，这浓重的笔墨调动起了读者的神经，一时间关于南街村的讨论沸沸扬扬。我们与媒体保持距离，媒体并非是英雄主义的救世主，更不可能去代表真相与公正，媒体在市场经济下的本性仍然是商业性。媒体不需要承受过分的社会责任，我们也不需要过分地去指责媒体。

可是，在这个国家中，话语的表达渠道太少，官方话语平缓的陈腔滥调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所以人们有时候更愿意相信能够让人神经兴奋起来的媒体。社会学更应当警惕躁动的媒体的侵蚀，我认为社会学的心态是平和的、冷静的、从容的。如果仅仅把研究做成新闻报道，那么就白学了社会学。但是，如果把这种平和从容变成了懒惰，那么就是让社会学死亡。

那么，南街村到底有没有垮？或者，不应该这么问。因为垮与不垮仍然面临一个界定问题，而这个界定其实又加入了许多主观的建构。或许应该这样问：南街村在这十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的状态又是怎样的？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或许，这个村的革命路线压根没有发生变化，但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它的状态仍然会产生变化？问题随之而出，问号越来越多。

多想无益，还不如亲自去看看，去观察经验事实，去理解这些现象。这就是我所期待的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但又不仅仅停留在经验。更妄图用个人的局限思维去进行抽象，寻找所谓的普遍性，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这就让社会学渐渐向哲学靠拢，这是十分艰难的，但仍然具有挑战性。但在佛家看，这就是颠倒：无常中执常、苦中执乐、不净中执净，无我中执我。社会学不过就是在世间尝试去做这颠倒之事，在认识社会的同时，更进步一地，认识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