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民主自由的西方意识形态蔓延到各个角落。由此带来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共产主义被打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应全球市场化的潮流纷纷步入了“后”时代，而中国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仍然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这里高度集体化与政治化，毛时代的形式与话语在这里存留并且继续发扬光大。在市场化转型的今天，这些景象是很难看见的，怀旧的人必然喜欢这里，所以这个村子也红红火火地搞起了红色旅游。可以，这里不是博物馆，而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区。
期刊网上有许多关于南街村的文章，但绝大多数不过只是琐碎的游记或者新闻纪实，能在理论上将这个村子讲明白，也就是真正能称之为“论文”的东西寥寥无几。刘倩的专著《南街社会》可以说是对南街村的全景式观察，但如果如封底中所说的是对该村的第一本社会学学术专著就太过了。
第一，该本书并没有提出清晰的理论解释框架，社会学并非仅仅是记录社会的学科，而是去解释社会，需要的是智力与抽象思维能力。所以理论方是社会学的核心，没有理论的社会学是苍白的，甚至称不上社会学。第二，该书也并非首本，在此前冯仕政老师已经对它进行了学术研究。
冯仕政老师在2000年前后调查了南街村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再分配体制的再生》，但过了10年后，在期刊网上仍只能搜索到老师运用当时的材料撰写的两篇论文。老师在课上说他的博士论文做得太像人类学的东西，而新近发表的这两篇论文则致力于在理论上把南街村的问题尝试得更明白，提出了国家与市场互相演化以及国家政治文化的解释框架。
但是，仅仅如此，仍然让人感到沮丧，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十年意味着极大的变化，不仅在国家政策产生变化，在个人层面上也会产生变化。所以，南街村在这十年内一定变了，这种变化是研究的契机，而事实上学界却没很好地把握这一研究契机。社会在变，而我却自岿然不动。这是一种有条不紊的淡定呢？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漫不经心，一种在行动上与思考上的懒惰。
在庇护主义之下，南街村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地方。首先，这个村并非世外桃源，并非一个超然世外的、自给自足的地方。正如王宏斌所说的“外圆内方”，对内进行集体主义的治理，对外则以集体的身份加入到市场经济的行列中。可南街村的成功并非仅靠内部的，更不是仅靠政治意识形态的维持。南街村在早年被树立为“典型”，并因此得到了许多外部资源，促成了这个村子欣欣向荣的外部面相。
2008年，《南方都市报》在报道中断言南街村的神话已经崩溃，报道中将这个地方描绘成一个腐败堕落的极权主义王国，这浓重的笔墨调动起了读者的神经，一时间关于南街村的讨论沸沸扬扬。我们与媒体保持距离，媒体并非是英雄主义的救世主，更不可能去代表真相与公正，媒体在市场经济下的本性仍然是商业性。媒体不需要承受过分的社会责任，我们也不需要过分地去指责媒体。
可是，在这个国家中，话语的表达渠道太少，官方话语平缓的陈腔滥调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所以人们有时候更愿意相信能够让人神经兴奋起来的媒体。社会学更应当警惕躁动的媒体的侵蚀，我认为社会学的心态是平和的、冷静的、从容的。如果仅仅把研究做成新闻报道，那么就白学了社会学。但是，如果把这种平和从容变成了懒惰，那么就是让社会学死亡。
那么，南街村到底有没有垮？或者，不应该这么问。因为垮与不垮仍然面临一个界定问题，而这个界定其实又加入了许多主观的建构。或许应该这样问：南街村在这十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的状态又是怎样的？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或许，这个村的革命路线压根没有发生变化，但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它的状态仍然会产生变化？问题随之而出，问号越来越多。
多想无益，还不如亲自去看看，去观察经验事实，去理解这些现象。这就是我所期待的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但又不仅仅停留在经验。更妄图用个人的局限思维去进行抽象，寻找所谓的普遍性，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这就让社会学渐渐向哲学靠拢，这是十分艰难的，但仍然具有挑战性。但在佛家看，这就是颠倒：无常中执常、苦中执乐、不净中执净，无我中执我。社会学不过就是在世间尝试去做这颠倒之事，在认识社会的同时，更进步一地，认识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