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奇遇 Encounters in Sipsong Panna ᦺᦑ ᧑᧒ ᦗᧃ ᦓᦱ

在昆明的车站，终于看到了汉文英文之外的文字了。前往景洪的车上就用西双版纳傣文写了汽车公司的名字，西双版纳傣文笔划曲卷，再加上一些小圈圈，看起来形似缅甸文字。这套傣文字是建国后新创立的，又称为新傣文。

老傣文是此前在东南亚北部傣文化圈通行的兰纳文，适用范围一直到泰国清迈的兰纳国。傣文跟南亚大多语言一样，属于婆罗迷字母体系，是受到佛教巴利语影响而创制出来的，一开始是为了记录佛经。所以，字母体系中有许多原来实际口语没有的音，只是为了记录巴利语的音。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就是这样的典型，有好几个送气浊音字母都只存在于经文，斯里兰卡本地人其实也发不好。

建国后，跟汉语简化字一样，新傣文将傣文大大简化，去除了许多口语傣文不需要的字母。国家在西双版纳的学校教育中推行新傣文，不少傣族人都掌握了读写傣文字。我在景洪的新华书店里看到了不少新傣文的课本和书籍，立刻就买了本小学识字课本。可是找谁教我呢？这里毕竟是中国，汉语普通话到处通用，我用不着像其他国家一样用半生不熟的当地话进行对话。

当然，这里毕竟是傣族人的地方，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着傣族裙的妇女。对，是妇女，而不是女孩。身着傣族裙子的一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一傣族阿姨跟我说，现在的孩子都喜欢说汉话，喜欢穿牛仔裤，不怎么像傣族人了。我在景洪市内唯一一次看到穿民族服装的年轻女孩的地方，就是在艺术宫前。男主持人激情洋溢，一群身着云南各民族服饰的年轻男女翩翩起舞，带动起周围的游客也欢腾起来。艺术宫前一大标语：弘扬旅游文化，展示旅游风采，开创旅游大业。这自然是艺术馆里的歌舞团在做宣传，身着民族服装的男女都是演员，无非也就是拉更多的游客买票进去看“超级歌舞秀”。这些男孩女孩也许都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

在大理时参观喜洲，我问一个身着白族服装的导游小姐，“你是不是白族人？‘白族’两个字用白族话怎么说呀？”小姐当下回答：“是呀。白族不就是白族，还能怎么说？”而且，这些民族服装，是否就是原原本本的民族服装呢？微博上加了一位对傣文化颇有研究的网友，他就感叹西双版纳给游客看的民族服装都是乱穿的“三俗”服装。我回想了下我接触的许多民族朋友，确实穿的不一样，这些民族服装，也许可以定个名字，叫：旅游业民族服装。

中国的旅游业已经商业化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到旅游景点，掏昂贵的门票在中国不足为奇。景洪另外一个大力宣传的勐泐大佛寺就要收140元的门票。佛寺本来也就是山上的一座佛寺，但商人过来开发，圈了周围的地，赶走了附近的村民，扩建了好几倍，新建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景点”，一下子就转变成一个旅游景点。我在山下晃悠了一下，遇上了几个小师傅，跟他们攀谈记下后就走后门进到庙里了。这群小和尚刚来这里不就，在这里出家，也在大佛寺里的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读书。

我进到佛学院里，看到僧人正在课堂里上课，这个场景让在斯里兰卡的佛学院待了两个月的我倍感亲切。他们在这里上学相当于中专课程，读完后拿到中专学历，同时还是免费的，所以很多不少穷人家庭就把孩子送到这里出家读书。看到他们学习的经文，果然用的是古代的兰纳文，而不是新傣文。正巧我手上又带了僧伽罗语和尼泊尔语的巴利佛经，给他们念了一段，他们惊奇发现原来我念的和他们兰纳文的佛经一模一样，那当然，都是巴利文嘛，只是标记文字不一样而已。

旅游景点越来越对我失去吸引力，或许我懒了吧。总觉得去啥民族村，逛个公园，甚至看个瀑布，都是人工造作的东西，在市区和周边看看几座寺庙也就罢了。在景洪市区内，还有最为重要的西双版纳总佛寺，这正好和旁边的曼听公园连着，如果从公园进来就要收门票，而我自己找到寺门，就当然不需要门票了。和白色为主色调的斯里兰卡佛寺相比，西双版纳的佛寺则以金为主色调，神神怪怪的也要比兰卡的多。在佛祖金身之下，居然还有汉地象征财富的大肚弥勒佛。

回到旅馆，发现多了一个背包客，着装十分古怪，身形偏瘦，头上为了个红色的纱巾，嘴角上钉了个钉，肩上披着条厚围巾，身上还有纹身，这种个性装饰还真少见。我打了招呼，他弱弱得用不标准的中文回复：“不好意思，我是日本人。”一听，我立刻把我的语言转到了日语频道，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你好，我叫中村。英语说得不好，汉语也只会一点。你是我路上第一个遇到的会说日语的中国人！”

我从没去过日本，却会说日语总会让人感到惊讶。虽然我总觉得在日语应该是即英语之后第二大热门语言，学的人应该很多才是。中村家在日本山口县防府市的农村，说起自己的家乡，他还有点不自信。毕竟对比东京、大阪那些大城市，山口县防府市大概不为人知。所以他干脆跟人介绍，他的家在广岛附近。我说，防府我听过，以前学日本地理时候在地图上注意过这个名字。他刚从家里的专科学校毕业，学的是护理专业。这个职业与他现在的形象可是格格不入。他自己其实也不想当护理，而更像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所以，即便他只懂丁点英语，还是大胆地开始了自己的海外旅程。

他从日本出发，到了韩国，玩了一圈又坐船到秦皇岛，北上进入蒙古国，感受完大草原的壮阔，拜访了日本相扑之王朝胜龙在蒙古的故乡，又南下回到中国，经过北京、四川入云南，接下来便和我的行程一样要去老挝了。中村嗜好民族服饰，所以身上奇怪的装饰都是旅行中各国买的。他还在北京买了套绿色的文革时代军装，掏出来给我看，他说这就是他对中国的印象之一。

中村的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历史，对东亚各国的历史都能娓娓道来，而且一说就说个不停，可能也因为刚好碰到一个懂日语的人吧。中村想和我结伴到老挝去，这正好可以帮他解决语言障碍，也多了个旅伴。一年来的旅行中，我几乎没有旅伴，一直独来独往，经常在语言不通的地方独自生活。这次，莫非要多了一个旅伴？

前台的东北姑娘也是个背包客，一边打工一边旅行，这次就在西双版纳的青旅。这姑娘一开始还对我有点冷淡，后来可能因为看到古怪的中村和我一起，而且我又能说日语，对我们的兴趣就油然升起了。在我们要离开的那天早上，还给我们买了早餐吃。姑娘之前是做导游工作的，整天都往相同的旅游景点跑。她说那些游客个个都是爷，她都要小心伺候着，后来干脆辞职自己旅行、最近几天，她都拿着本印度的旅游指南书看，说她接下来想去印度。印度，我不过就待了20天，我也想再去呢。不过，先去老挝和泰国再说吧。

2013年12月8日

老挝万象加萨那旅馆

回中国怀怀旧 Back in China for Old Memories

本来以为在尼泊尔可以办理泰国的签证，可是打电话到使馆一问，才知道他们不办理中国居民的旅游签证，我只能到曼谷落地签15天。对我来说，在一个国家只待15天怎么甘心？何况这还是泰国。求助在泰国的尼泊尔长老，希望在泰国的寺庙能给我开介绍信，让我能在尼泊尔申请旅游签证。长老直接给了我泰国寺庙长老的电话，我一个电话打去，却发现这位长老英语几乎不懂，而我也几乎不懂泰语，交流困难。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干脆回国一趟，在国内办理好泰国两个月的旅游签证，然后路经老挝，再进入泰国。这样要算我少有的真正在路上的旅行了。

回中国，跟回家还不是一码事，因为我去的是云南。飞机落地在“大气”的昆明长水机场，一出机场就登上“舒适”的机场大巴往篆塘的青年旅舍开去。虽然夜里，一路上却灯火通明，车上的乘务员小姐热情洋溢地介绍起云南的旅游情况，并亲切地询问每个旅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在南亚生活了一年的话，突然享受到如此“现代化”的服务，颇有些惊讶。

云南，在许多年前曾是我旅行的梦之一。当然，如今的云南当然不是梦，而是中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了。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这些都是让多少人魂牵梦萦的地方。不过，经历了一年多的南亚旅行的我，回到这里更为直接的印象是：大家几乎都在说汉语。当然，这是几乎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在中国。而且，云南的方言也属于北方方言，昆明人说的话也就是变个腔调而已。我也说了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沟通自然没有任何障碍。不用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拿着本Lonely Planet的Phrase Book到处翻，在手机辞典里查单词。少了新鲜语言的刺激，云南对我的吸引力可能不如乱哄哄的达卡。

青旅

青年旅馆里照旧住着中国各地各种辞职旅行的人，同时也混搭上一些欧美来的背包客。因为不是学生假期，几乎没有学生。在一年之前，我见识到这么多辞职旅行的人的时候，颇有新奇感，甚至心生敬意。不过如今，我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人生不就是一场旅行，大家总会有过迷茫的时候，，有过厌倦日复一日重复的节奏，有过十分想出走的那么一段时间。所以，年轻人在国内到处飘荡的人多的是，理所当然了。恰逢中秋夜，打了个电话给父母说自己短时间还不会回家，可能要等过年吧。旅馆里有一群为同一项目出差的人，就和他们搭伙吃了顿中秋饭。我问，你们出差为啥不住酒店？他们回答说：

“住青旅热闹，好玩。”

这间青旅的外国游客不少，当然中国的青旅不像印度和尼泊尔都是外国人，主要还是中国人为主。某天，我看到楼下有一先生相貌酷似南亚的雅利安人种，皮肤略黑、鼻骨略高、头发曲卷，这让我感到亲切万分。不过见他正和店里的女孩谈天说地，就不打扰。晚上，我在楼下和一哥们聊天，那哥们就指了后面那个我今天见到的外国人，说：

“外国人来自巴基斯坦，问了我路，我英语不好，很难跟他解释，你能帮忙吗？”

原来是巴基斯坦人！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不就是一回事吗？我走上去操起自己的不怎么熟练的印地语，跟他沟通起来。他兴奋的发现居然有中国人会乌尔都语/印地语。我说：

“巴基斯坦我没去过。倒是去过印度，不过只在印度待了不到三个星期。我的印地语说的不好。”

接着，他介绍了下自己的情况：

“我个报社记者，报社派来云南做报道的。明天要坐飞机回国，打的太贵了，我想做机场大巴。但是，还搞不懂怎么坐机场大巴到机场？”

我热情地为这位南亚朋友指路，顺便也练习下我最不熟悉的印地语。出差不住酒店住青旅，打的太贵，坐机场大巴。这种拮据的海外出差方式，中国人可能几乎没有这样出差，或起码说海外出差的吧。中国对巴基斯坦人来说，可能贵了点吧。

大学的怀旧

自己去领事馆办签证很麻烦，所以我直接找了旅游公司为我代办签证，钱花多了点，但省了不少事情，其实也很经济。可惜不幸恰逢中秋假期，我还要等个四五天才能拿到签证。接下的时间，我先在昆明市内瞎逛，做点游客该做的事情。参观下云南省博物馆，不过博物馆正在搬迁，所以许多展区正在搬运过程中，可看的东西十分有限。然后，我又游荡到了云南师范大学，这里，也许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正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在云南师范大学内，树立着“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记录这段历史。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当时中国三个顶尖大学的组合体，中日战争爆发后，北平被日本军队占领。三个大学的师生，连同明星教授整容，浩浩荡荡地行走大半个中国，最后在昆明落脚，组建了这个传奇式的大学。

在西南联大博物馆里，我可以看到不少我熟悉的名字，第一位可能就是潮州女婿杨振宁先生。当然，“潮州女婿”是个新头衔，他更为闪亮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对于社会学背景的我，还有社会学系里的陈达、潘光旦、李景汉、费孝通。云南，应该是费孝通老师学术事业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完成《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之作。此后，他在昆明的呈贡主持“魁阁”社会调查团队，有写出了《云南三村》。他扎扎实实地进行社会调查的精神，一直是中国的社会学界怀旧对象。中国社会学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就后就被当成资产阶级学科给取消掉了，指导80年代末期才开始恢复，至今还是一个边缘学科。中国的学术发展悲剧在总要看政府的脸色，何况社会学？所以在政府高呼“社会建设”的时候，“社会学”就开始做文章，惊呼受到国家重视，“社会学的春天来了！”。来了吗？可能怀旧会更加实际。

同时，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大学界也在怀旧，怀旧的对象就是西南联大了。“为什么在抗战烽火中能出诺贝尔奖，能出那么多明星式的大师？”“西南联大才是中国真正的大学！”“中国大学精神何在？”还记得某位北大教授也说过：“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摧残学生的大学了！”不少人很悲观，感叹不如从前了。感叹中国大学停滞不前，或者说在堕落。当然，如果大学让多数大学生，而且还是精英大学生向往的生活是在政府里求一稳当差事，谋点权力一能自保二能做些“合法”的小偷小摸的话，那当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也貌似大学成了“歪道”。走入大学时候有着朝阳般的活力，走出大学却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这种活力，那该怪罪谁呢？我坚持在大学不入党，也许就是一种“年少无知”的抵抗吧。

也许，中国大学生如果只身陷于课堂、图书馆、食堂、宿舍这几个点的话，生活的圈子太过局限，容易生出悲观的情怀。那么，放眼世界吧！起码，在这一年里，我看到很多大学生来到尼泊尔做志愿者，也许他们时间不长，但我看到大家眼睛里都是闪着光，不是玩魔兽逛淘宝时候电脑屏幕折射出来的光，而是从自己眼里发出的光，那是一种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光。世界的内容很丰富，我们也许不用那么怀旧。

走出云南师范大学，在校门旁的小吃店遇见孟加拉国人。他们过来云南旅游，可是云南的东西他们吃不惯，只能在小店里买汉堡和可乐。一个多月没说孟加拉语，突然说起来让我还有点不大适应。不过我可高兴了，如今我会的外语远远不只是英语了。

历史的怀旧

昆明市内没有什么其他吸引我去的地方了，那我就往西走吧，先去大理。

大理，首先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是一个古代的王国。在大理国之前，先有南诏国。从下关到大理古城的路上，有南诏初期都城遗址太和城，遗址有着立于766年的“南诏德化碑”。这个遗址几乎无人问津，“南诏德化碑”也被锁在一座亭子里。还好找到守门的人帮我打开，才有幸一睹这块重要的碑文。看到碑文让我大吃一惊，碑石几乎被磨损殆尽。而这个磨损确实人为。建国后碑文就被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但“破四旧”和“文革”风潮正盛之时，越是文物就越要破坏。同时，当时还盛传刮去碑文的石末可以治病，附近的村民纷纷对碑文“下毒手”，所以碑文就成了今天这般惨状。建亭上锁，也许能够保护碑文不再遭毒手吧。

云南这块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属于中国的中央政权管辖。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的皮罗阁最先统一云南境并建立独立王国。唐王朝本意是希望用南诏牵制吐蕃，可是南诏也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两国矛盾不断计划。最后两国间爆发天宝战争（750-754年），南诏转而投奔吐蕃。最后在吐蕃的帮助下，三次大败唐朝军队。以弱胜强的南诏国王阁罗凤并没有沾沾自喜，可能他也担忧在于唐朝这样的大国恶交后的后果，所以就要求汉人清平官（相当于宰相）郑回撰文“南诏德化碑”，诉说自己“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阁罗凤果然有先见之明，吐蕃和南诏的蜜月期并不长久。阁罗凤死后（779年），吐蕃不断起南诏，异牟寻在郑回的推动下又重新回归唐朝的怀抱。可惜，南诏最后还是被汉人郑回家族的后人郑买嗣所灭。

经过几个纷纷扰扰几个短期政权后，白族人段思平起兵统一云南境，建立大理国，也就是《天龙八部》里面我们熟悉的大理国。大理国繁荣一时，最后在蒙古铁骑席卷之下惨遭灭国（1252年），最后被设为云南行省，自此云南地区正式为中国中央政权所管辖。这样，又产生了另外一块重要的碑文《元世祖平云南碑》，1304年由云南平章政事也速答儿所立，用文字继续确立：云南是中央的！中国能有现在的版图，应该多谢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英雄”，正在蒙古的力量之下，云南全境尽入中央掌控之中，西藏也开始屈服，开始受制于中原政权。不过，这块昭显“祖国统一”的碑和德化碑一样无人问津。我找着了地方，可是这回找不到守门的人，只能透过门缝远观了。

准确来说，大理古城并没就是以前那个大理国的国都，真正的国都在现在古城以北500米的“羊苴咩城”，就剩下一道城墙。明朝推翻元朝的时候，同时也通过征战继承了元朝的大部分领土，云南也不在话下（1382年）。现在的古城就是明朝时候建起来的。当然，建国后城墙被拆，改革开放后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才重新修建城墙城门。现在的古城一片繁华，街上游客人山人海，各种兜售旅游纪念品、民族服饰的商店，还要白族风味餐馆，到了晚上还看见很多背包客在路上摆摊挣路费。我继续怀旧之旅，走到了博物馆，惊喜地发现一堆刻着梵文的碑文，这些碑文都是佛经。大理这块之前信的是密宗佛教，大抵和尼泊尔的尼瓦尔人之前信奉的密宗佛教类似。当然，有趣的一点，是他们的僧人都可以结婚。这让长期受到显宗佛教印象的我们总觉得难以接受。还好，我在南亚呆了一年，更加清楚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佛教，有那么多的多样性。

中午在古城里一家小店吃饭，突然听到对面传来熟悉的潮州话，当然不是潮州的，应该是潮阳的。果然是，就和她聊起来。这是一年旅行中第三个和我说潮州话的人了，第一次是在斯里兰卡，遇上一位福建诏安法师，第二次是在孟加拉国访问格莱珉的代表团中的一位庵埠大哥。不过，中国这个地方，大部人说得还都是我太熟悉的语言了。逛到一家书店，惊喜地发现有Lonely Planet的老挝语，标价90元，太贵太贵了。不过，我还是二话不说地买下。怀完旧，速速启程，前往另外一个语言的国度吧。所以，丽江、香格里拉对我已经毫无吸引力了。

在大理两天后回到了昆明，准备启程南下。在火车上遇上了两个柬埔寨的留学生，留了个Facebook，看到时候能不能到柬埔寨找他们玩呢。

2013年12月1日

老挝万象

吉大港与尤努斯 Chittagong and Muhammad YUunus

位于乔布拉村的格莱珉银行的第一个支行（图/无畏）

人力三轮车遍布吉大港市（图/无畏）

在达卡组织完第二次中国代表团和格莱珉银行的会议之后，我趁着斋月末尾，从达卡转移到南部的吉大港。吉大港这个城市和孟加拉国一样，我熟知它，只因为这个城市是尤努斯教授的老家，格莱珉银行的起始点。

吉大港这个中文名翻译得不错，一下子就点出这个地方是个港口。吉大港临孟加拉湾，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大家会很自然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孟加拉国大使在推荐孟加拉旅游情况时候，还说中国古代僧人法显、玄奘都来过此地。不过，实际上法显和玄奘到过的地方应该是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附近。玄奘去过位于吉大港北部的三摩呾吒国，但对吉大港则没有确切记录。

其实，吉大港的孟加拉语名字是Chattagram(চট্টগ্রাম)，是小村子的意思。这个小村子在古代佛教曾兴盛一时，13世纪穆斯林入侵，并与缅甸的若开（Rakhaing）王朝争夺此地，到了17世纪终于完全被穆斯林的莫卧儿帝国征服，这也成了南亚佛教和穆斯林的边界，再往东就是佛教国家缅甸了。所以，吉大港就成了穆斯林、印度教和佛教徒混居的城市。1766年，英国在这里升起了米字旗，吉大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重要贸易港口，经济不断发展。

尤努斯的老家

我拿着一本《穷人银行家》，叫停一辆三轮车，翻开书对他说：“到这个地方，Boxirbar 20号。”

三轮车穿梭在吉大港的大街小巷中，拐进了一条繁忙的小街里，满载货物的板车正赶往港口，车夫在一家杂货店停了下来，说这就是Boxihar 20号。我问了店主，“这是尤努斯教授的老家吗？”

“不是，尤努斯教授的家在前面那栋比较高的楼。”

走到前面，我看到一栋五层高的楼，楼下的商店大门紧闭。向周围人确认下，这就是尤努斯教授的老家。书上说的不是两层而已吗？毕竟这已经是70年前的事情。门牌号已经不是20号，楼也加盖成五层。1940年，尤努斯教授就从这栋楼里开始他的生命。

尤努斯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母亲生了14个孩子，5个早年夭折，尤努斯在9个孩子里排行第三。他的家庭应该属于比较富有的，父亲在楼下经营一家首饰店，二楼则是他们生活起居的地方。母亲不仅料理家里事务，而且还是父亲生意上的好帮手、善良的母亲经常借钱给前来求助的亲戚朋友，这种乐善好施给了尤努斯很大的影响。

现在这栋楼是尤努斯的一个远房表弟所有。他的父亲在7年前已经去世，然后把这栋楼转交给远方表弟。楼下已经不是金饰店了，经常大门紧闭，二楼变成了一个小加工厂，加盖的其他三层则出租给当地人。

与尤努斯教授的远房表弟（图/无畏）

尤努斯在吉大港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然后，他远渡重洋到了美国读完博士并进入美国大学教授经济学。1970年，尤努斯30岁，他与俄裔的美国女孩维拉•佛罗斯坦科（Vera Forostenko）结婚。如孔子说，“三十而立”，尤努斯在美国算是扎下根了。也许，尤努斯可以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像其他外来的移民一样，融入美国社会，成为一个“美国人”。

这时候，孟加拉国独立战争打响了。爱国的尤努斯和他的朋友为支援国家独立在美国奔走呼号，甚至在华盛顿组织游行。1971年12月16日，孟加拉国在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尤努斯从巴基斯坦人变成了让他引以为豪的“孟加拉国人”。国家百废待兴，在强烈的爱国主义驱使下，尤努斯离开美国，回到刚刚成立的孟加拉国。

回国的尤努斯得到了一份公务员工作，但是这份公务员工作无聊至极，只能整天看报纸度日。尤努斯辞去了这份工作，重新回到教师岗位，到了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任职系主任。作为一个孟加拉国人，尤努斯崭新的人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吉大港大学

吉大港大学位于市区20公里外。我到吉大港大学的时候，正是他们放假的时候，除了门卫之外，路上几乎没人。与达卡大学作比较，这简直是两种风格。达卡大学位于闹市区，学校被大马路切成好几块，车辆来来往往，校园里布满了各种独立战争的塑像和标语，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然而， 吉大港大学所坐落于山坡之上，显得十分幽静。环视周围，到处都是小树林和小山坡，建筑物稀疏分布在校园里各个角落，也看不到多少政治性的雕塑或标语。我在我的孟加拉语教材上看过，一个出生达卡的学生选择了就读吉大港大学，因为他不喜欢达卡大学浓厚的政治氛围，而更喜欢吉大港幽静轻松的气氛。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气氛，在美国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之后，尤努斯才能冷静下来，思考社会问题，而不至于陷入狂热的运动和口号之中。被一波波的政治运动带动着。

吉大港大学（图/无畏）

尤努斯任教的社会科学部经济学系的大楼现在被命名为尤努斯大楼（Yunus Bhaban）。二楼就是经济学系。我本以为这栋大楼会成为尤努斯的个人展，但实际上我只在公告栏里发现一张尤努斯的照片。由于放假，大楼紧闭，除了一个保安外，别无他人。和校园一样，大楼里的布置十分简洁。教学楼左边是教师办公室，右边的教师。我想知道哪个是尤努斯以前的办公室，但保安也搞不清楚。总之，在这个地方，尤努斯又继续教授经济学理论。但是，渐渐地，他看见周围的人们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尤其是1974年的一场大饥荒，让他看到自己所教却无助于解决问题。这时候，他走出校园，开始行动起来了。

乔布拉村紧靠吉大港大学，三轮车拉着我走出大学的后门，跟我说这里开始就是乔布拉村。这是一个普通的乡村，绿油油的稻田，清澈的池塘，参差错落的房屋出现在我眼前。我说我要找乔布拉第一个格莱珉银行，路上的小孩就把我带到了村里的一座小平房，平房墙壁上画着一个张开双臂的尤努斯教授，门上的孟加拉语写着：নবযুগ তেভাগা খামার(New Era Three Share Farm)。这并不是第一个格莱珉银行，而是尤努斯教授在乔布村的第一个实验——合作农场。

在乔布拉村（图/无畏）

在乔布拉村时，尤努斯看到成片荒废的田地之后，组织起由有农民、佃农和他自己三方的合作社，农民出地、佃农出力、尤努斯出钱，所得收成每一方都分得三分之一。虽然合作社效果不错，但尤努斯仍注意到这种合作社只会让占有田地的农民越来越富有，而承担工作最多的佃农却无法脱贫。他开始区分真正的穷人和小农民。在他看来，大多数支援孟加拉国的国际组织都只关注拥有土地的农民或地主，而孟加拉国一半以上的人是没有土地的赤贫的人。他进一步想，如果这些佃农掌握了资本，自己可以购买生产材料，那他们赚得肯定要比合作社模式多。

穷人银行的开始

某一天，尤努斯在乔布拉村散步时，遇上正在编织竹筐的苏菲亚（সুফিয়া）。

“这些竹子是你的吗？”

“是的。”

“你是怎么得到这些竹子的？”

“我买的。”

“那要花多少钱？”

“5塔卡。”

“那你有5塔卡吗？”

“没有，我是找放贷的人借的。”

“那你们之间做了什么协定没有？”

“我必须把这些竹筐买给他们，用这个当作我的还款。”

“那一个卖多少钱？”

“5塔卡50分。”

“所以一个才赚50分？”

苏菲亚的遭遇让尤努斯感到震惊。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向银行借款，而只能找非正规的放贷者，同时还要被迫将产品以低价卖给他们。第二天，尤努斯就让学生们到村里搜集资料。结果显示，和苏菲亚情况一样的穷人，在村里一共有42人，从放贷者那里借了856塔卡，即27美元。尤努斯又一次震惊了，原来这些贫穷的人们仅仅只需要27美元。

尤努斯找到商业银行，希望他们能够借钱给穷人，而商业银行的人却笑话尤努斯，说他只是个教授，不懂金融。因为到银行借钱需要担保，而且还要处理很多文件，这些穷人一无担保，二又不识字，如何能够向银行借款？而且穷人还款率会更低，银行怎么能借给他们？最后，尤努斯只能用自己做担保从银行借款，然后再借给穷人。试验的结果，穷人的还款率达到98%，这远要高于那些有担保的人的还款率。

渐渐地，尤努斯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银行的穷人银行模式，只借钱给妇女，五人小组每周还款，他将自己的银行称为格莱珉银行（গ্রামীণ বাংক），在孟加拉语的意思就是乡村银行。这个穷人银行的故事从1977年真正地开始了。我在乔布拉村晃悠，没想到让我碰见了最初向格莱珉借钱的妇女。

通往苏菲亚的家（图/无畏）

70岁的Mariyam  Khatun (মরিয়ম খাতুন)和65岁的Ajama Khatun（আজমা খাতুন）是格莱珉第一批小组的成员，她们当年就是五个人，现在两位去世了，还剩下三人。提起尤努斯教授，她们自然赞不绝口。我想给她们照相，但是她们却说由于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而不能拍照。我也寻到了苏菲亚的房子，可惜她早已去世，现在女儿住在她原来的房子。当她们拿到这笔珍贵的贷款之后，她们有的人买牛，有的人买饲料，有的人买缝纫机，开始做起自己的小生意。尤努斯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够自己发展的潜力，而穷人之所以无法摆脱贫穷的最近基本原因是缺乏资本。

与苏菲亚的后人（图/无畏）

到了1983年，格莱珉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银行正式成立。第一个乔布拉支行就位于现在的吉大港大学校门外附近。这个支行与其他地方支行一样，租了一栋楼的第三层，简单，朴素。一个大屋子就是地区分行和支行一起的办公室。30年来，他们一直用这个租来的地方办公。支行经理扎哈吉尔（মোঃ জাহাঙ্গীর আলাম） 今年35岁，任职支行经理6年。

地区分行扎格里亚（জাকারীয়）已经在格莱珉银行工作23年了。他们一直以在格莱珉工作为荣。这个屋子已经度过了30年的岁月，他们即将搬到校门内一栋崭新的三层建筑里。第一层是格莱珉的健康中心，为穷人提供健康服务，二三层将是支行和地区分行的办公场所。

格莱珉银行也经过了30年，如今已经是遍布全国，不仅仅是普通的贷款，还发展住房贷款、乞丐无息贷款、大学生助学贷款、年轻企业家贷款等。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也一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格莱珉之后，尤努斯进一步提出“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的概念，创造了许多个致力于解决的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格莱珉银行与社会企业也从孟加拉国走向了全世界。

走的时候，扎格里亚对我说，在孟加拉国有句老话，要学知识的话就到中国去。我回了他一句，那要学习解决贫困问题的话，一定是要到孟加拉国来。

这应该就是吉大港这座城市和尤努斯教授有关的故事吧。这里是他的家，穷人银行的开始，消除贫困的斗争的起点。孟加拉国大使下次再向中国推介本国的时候，我想不用扯到法显、玄奘那么久远，不如说，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

2013年8月24日

尼泊尔加德满都百事可乐镇

“花现灰机”与清唇齿擦音[f] Voiceless Labiodental Fricative in Chinese Languages

中国南方诸方言一直认为自豪说自己才是古汉语，保存了古代的语音。有人说，唐诗宋词用粤语读才读得出韵律来。还有人说，秦始皇说的是闽南语，汉武帝讲客家话，唐太宗说的是粤语之类的。这些古代领导人太久远，但我敢肯定的是，孙中山讲的是粤语，毛泽东讲的是湖南话。

还有人说，其实，汉语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文字的语音在历史上一直不断变化，说现代的某种方言完全就是古汉语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许可以从一些方言里的特质判断其发展的轨迹。例如清唇齿擦音[f](Voicelesslabiodental fricative)，网络上许多人喜欢搞笑说“花现”、“灰机”，这个“花”“灰”其实就是嘲笑闽南语母语的人无法发好摩擦音[f]的原因。闽南语里基本上没有清唇齿擦音[f][1]，所以汉语的发/fe/（汉语拼音fèi），闽南语/hue/（汉语拼音标记huì），发字/fa/就会变成/hua/。所以，你听一个人讲普通话，如果他发不好[f]音，你基本上可以判断他可能是来自福建、台湾、潮州或海南的了。

实际上，清唇齿擦音[f]在古代汉语（上古到中古之前）语音中并不存在。钱大昕提出，“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2]”[f]很可能是一个北方民族语音里带来的音。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战乱，并被各种北方民族统治之后，[f]就慢慢地进入原来的汉语言之中。我猜测可能是在宋元战乱时期从突厥语或蒙古语传入的、宋音出现了从重唇音“「幫」[p]、「滂」[pʰ]、「並」[b]、「明」[m]” 分化出来的轻唇音“「非」[f]、「敷」[fʰ]、「奉」[v]、「微」[ɱ]”。

在维基百科[3]Voiceless labiodental fricative词条列出的51种有[f]音的现代语言中，有38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都集中在欧洲，此外还有突厥语系、高加索语系这些中亚语言也有[f]音。看看临近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他们的语音也是采之中国古代汉语，也没有[f]音。现代韩国和日本接受外来词时，他们也发不出f音来，例如电话phone，韩国人就发成了/phɔn/，日本人就发成了/hɔn/。

闽南语保存古音更多

广东的其他两大方言客家话和粤语都有[f]音，发此音他们是毫不费力，但唯独闽南语没有这个音。此外，普通话里奇怪的zh、ch、sh、r这一套音也是许多南方方言不具备的[4]。但是，说普通话的人不必笑话闽南语无此音，因为闽南语里的很多音，古代汉语里有，现代普通话是没有的，粤语也没有。所以北方人要学粤语会比学闽南语容易多，因为粤语辅音普通话里全都有。

学古代汉语的同学总要迷糊，《广韵》里的“帮滂并明、端透定泥”究竟要怎么发才正确呢？这个相当于古代汉语的字母表，四个音的分别是清音不送气、清音送气、浊音不送气、鼻音。如果用国际音标写，就是p、ph、b、m；t、th、d、n；k、kh、g、ŋ。汉语拼音实际上是缺乏第三个浊音不送气音。汉语拼音的b是p音，p是ph音。而b、d、g三个音普通话中没有的，基本上被其他音取代了。在闽南语中，d音已退出舞台了[5]，而b、g两音依然活跃在闽南人的口中。以下列表比较（闽南语音采用POJ白话字标音法）：

汉字	普通话音	闽南语音（POJ）
马	mǎ	bé
木	mù	ba̍k
米	mǐ	bí
眉	méi	Bâi
疑	yí	gî
牙	yá	gê

那为什么看起来闽南语比粤语和客家话保留了更多的古音呢？这可能是说闽南语的族群从中原迁徙到福建地区比较早，在汉代时候已经有大规模的移民从中原地区迁徙过来。而客家民系、广府民系的迁徙则要比闽南民系迁徙时间晚。

印度本来也没有[f]

古代汉语韵书如《广韵》“帮滂并明、端透定泥”十分可能是受到印度佛教传播的影响。梵语字母表就是按照这样的排序方法，转写成拉丁字母就是k、kh、g、gh、ŋ；t、th、d、dh、n；p、ph、b、bh、m等。很有可能当时从印度到中国传教的僧人为了学习汉语，而用梵语字母表的方法创造汉语字母表。在现代的南亚和东南亚各国语言，都因为佛教的传播，而根据梵语字母表体系创造出本国文字字母表。印度语言的辅音比汉语言更丰富，不只是浊音不送气，甚至还有浊送气音gh、jh、ḍh、dh、bh。在印地语、尼泊尔语、孟加拉语中这些语音都是泾渭分明的。

我刚到尼泊尔时，学习区别这几个音十分费劲。不过，由于良好的语言环境，我最终很好地掌握了。很多在中国学这几门语言的专业学生，不一定就能分辨清楚。无独有偶，在古代印度语言体系中，也没有[f]音的位置。Phone尼泊尔也和韩国一样发成了pon。印度在被穆斯林统治之后，语言就受到了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的影响，从而也出现了f音。‍‍‍在原来的[ph]字母फ下面点一点就变成了[f] फ़、。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历史上从没有[f]音出现过，后来接受外来词，自己便新造了一个字母‍ෆ来标示[f]音。

这可能就是我目前所知道的关于[f]的故事了。每门语言、每个词、每个音，都是人一样，有他的历史、有他的故事。和这些语言从陌生到熟知，就是我旅行中的一大故事了。

2013年8月16日

孟加拉国达卡Rayer Bazar

[1] 普宁话里有[f]，可能是受到临近的客家方言的影响。
[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第十二》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Voiceless_labiodental_fricative
[4]这是怎么来的，能否在现在邻近中国的其他语言，如蒙古语、突厥语、阿拉伯语等，找到这些音？
[5] 吴语里还保存着[d]音。

走在“成佛”的路上 On the Way to Enlightenment in India

边境受骗

佛祖的诞生地和故乡就成了我印度旅行的前奏。我又一次背上背包，拖着行李箱出发。到了Bhairawa边境处，我找到了两边的移民办公室。当时从中国出境到尼泊尔时候，边防管理十分严格，而这边的边境管理却十分松散，如果一不小心就会错过路边的移民办公室。只有看到边境大门上写着“Welcome to India”，才知道自己已经身在印度。在尼泊尔时候，尼泊尔的朋友经常劝我不要去印度，说印度很多骗子，是个危险的地方。而我刚进入印度的时候，就被骗了。过境时候天色已经黑了，我要搭车到格勒克布尔（Gorakhpur）坐凌晨的火车到哈吉布尔（Hajipur），然后再从哈吉布尔转车到迦耶（Gaya）。

Gorakhpur火车站里睡满了候车的人（图/无畏）

鉴于中国坐火车的经验，我一直忧虑自己能否买到火车票。正在此时，我找到从边境去往格勒克布尔的公车。车上出来一个人，用尼泊尔语说：

“你要去哪？要订票吗？手续费只要40卢比。我是尼泊尔人，请相信我。”

我听了之后，半信半疑之时，旁边又出来一个人说：

“你在怀疑什么，我们可是政府的单位。”

一听他是自己是尼泊尔人，旁边还有人做了旁注，而我心中也正着急自己接下的形成。所以我便放松了警惕，被他带到他的店中。他在网上搜索了下，说：

“去哈吉布尔已经没有票，你可以坐火车到瓦拉纳西（Varanas）后再倒车去迦耶。”

这样非周折的路线我居然也接受，还在他怂恿之下买了First Class的车票。到最后出电子票时候我仔细一看，才知道用三倍价钱买了这张火车票。上了公车，想找车上的人跟我一起去评理，他们怕遭报复，都不敢挺身而出。一个尼泊尔乘客说：

“兄弟，你被骗了。那个人不是尼泊尔人，是印度人，在边境有很多印度人会说尼泊尔语的。你就当花钱买教训吧。”

我心里愤愤不平，此前看到许多旅游指南上都说不要在边境买任何车票，没想到自己居然还是上当受骗了。这就是我出来这么久第一次被骗的经历。

印度果真是要比尼泊尔发达多了，公交铁路系统密布，道路平整，一路上不少商店都开着。若是尼泊尔，八点左右人们就开始进入睡梦了。到了火车站，我一问之下，才知道其实有到哈吉布尔二等车厢票。而且我之前买的车票因为是网上订票，所以不能在车站退票。那我干脆就放弃了这张受骗的车票，买了二等车厢票，坐上凌晨的火车前往哈吉布尔。二等车厢票的容量很大，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我被塞到厕所旁边，这比中国的站票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前大英帝国殖民地，英语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广泛应用。可能也是因为是二等车厢，车厢内的乘客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在我周围几乎没有一个会讲英语的。这正遂我意，我的日常语言就从尼泊尔语开始转成了蹩脚的印地语。我甚至称自己是尼泊尔人，觉得这样或许安全点。言下之意即是：我来自穷国家，没有钱给你们骗。车厢里不时还出现些乞丐、人妖。印度人似乎对人妖比较避讳，人妖过来乞讨时候大家都会乖乖地奉上10卢比。人妖瞥了我一眼，用尼泊尔语说：

“哼，尼泊尔人，不好。”

游荡中的悉达多

天刚亮，火车就到了哈吉布尔。一下火车，我就立刻转车到了河对面的帕特纳（Patna），在停车场上联系了印度朋友，然后旋即跳上另一辆客车往伽耶进发了。比哈尔省真是一个农业生产，一路上所见的都是平旷的成片的农地。在印度，比哈尔省是比较欠发达的省份。可是，在2000多年前，这里是强大的摩揭陀帝国（Magadha），印度的文化中心地带，我转车地点帕特纳就是这个帝国的首都。

抛弃妻子的悉达多王子离开蓝毗尼之后，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游荡。经书上说，悉达多首先到王舍城行乞，国王频毗娑罗（Bimbisara）见到他，觉得他非比常人，决定以王位相赠。这总让人觉得过分加工了，我更愿意认为当时的悉达多王子是游荡在印度的苦行僧们中的普通一员，对生命充满了困惑和迷茫，正在找寻自己的路。悉达多拜了两位老师，但两位老师的教导却无法满足他。然后，他遇上了五位婆罗门，一起结伴开始了六年的苦修。他们实行严格的禁欲，想通过清楚各种欲望来求得真理。这种苦修的极端就是严格的节食，一天吃一片树叶或水果来维持生命。但这样节食方法是维持不了的生命，悉达多瘦得只剩下骨架。死亡渐渐地逼近，但真理却远远没有到来。悉达多终于发现了他方法上的错误，他问自己：

“我的身体都垮了，还怎么追求真理？”

自我纵欲的享乐和自我摧残的苦修这两个极端都无法得到解脱和真理。悉达多选择了走中间道路，即所谓“中道”。中间道路听起来毫无新鲜感，因为许多现代的大多数理论家都提过类似说法，经典公式是“即不……又不……”，但“即不……又不……”之后确切是什么，却总说不清楚，同时也缺乏操作性。亲身实践的悉达多把中间道路就具体化为“八正道”，即是：正见解、正思想、正语言、正行为、正职业、正精进、正意念、正禅定。具体成系统阐述这些理论思想的，要到后来他在鹿野苑宣讲的《转法轮经》（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姑且将悉达多王子当成为理论家，放弃苦修，走向“中道”应该是一个大转折点，也是他有别于婆罗门教的起点。

悉达多开始进食，吃些粗粮，让身体慢慢恢复元气。这样的异于寻常的转变对旁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跟随他的五个弟子见到悉达多放弃苦修，便叹气道：

“遭了，他开始脱离正道了，开始贪图享乐了。”

失望的弟子们纷纷离他而去。这时，悉达多王子只身一人，停止了游荡，开始在“中道”上坚定地前进。

菩提伽耶

到迦耶的时候已是中午，下车的时候，车上两个阿姨问我去哪，并邀我和她们一起打三轮的士去菩提伽耶。有了昨晚的受骗经历，我也就将信将疑，不过最好还是和她们一起坐上了三轮。后来，我才知道，这两好心的阿姨是在帮助我，因为他们知道三轮的士司机专门坑骗外国人。一般这些司机一见外国人，就马上清空车，要求外国人一人包车，不然就不给送。本来10卢比的车费立即被抬高到了200卢比。后来我有两次都吃了这样的亏，还和司机理论起来。不管如何，我还是到达了菩提伽耶，找到了我的印度朋友，在他家中住下。折腾了一天一夜总算安定下来了。

两位好心的印度阿姨（图/无畏）

公元前530年，在“中道”上前进的悉达多在尼连禅河畔找到了一个幽静的好地方，就在菩提树下打坐冥想，进入了“禅定”状态。佛经中说，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中，他见到了自己的前世在不断轮回中挣扎。他终于亲身见到了婆罗门教理论的“轮回业报”。更进一步的是他总结出来了他的理论核心，即四圣谛：苦、集、灭、道。在独特的心灵体验之后，35岁的悉达多王子宣称自己“悟道”了。此时，他已经不在只是悉达多王子，而是“佛”或“佛陀”。佛在巴利语和梵语中是“Budh”，即理解、醒悟的意思。英文习惯翻译成The Enlightened One或者是The Awakened One，这种翻译感觉要比中文贴切多了。中文的“佛”是音译，在中国的语境之中，佛通常变成了“神”的近义词了。所以，实际上，中国人更习惯把佛当神一样供奉祭拜，而却忘记了这个词的本意。

菩提树旁讲经说法（图/无畏）

200多年后，阿育王寻访故地，在此地修建了大菩提寺。不过，此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亡，大菩提寺也逐渐荒废。1891年，一位斯里兰卡的佛教徒阿那葛理卡•达摩巴喇（Anagarika Dhammapala）造访菩提伽耶，所见景象让他感到痛心疾首。当时，大菩提寺被印度教的祭司占据，佛像周围各种印度神像包围，大菩提寺俨然成了一个印度教神庙。达摩巴喇立志要复兴菩提伽耶。此后，他创立了大菩提协会（Maha Bodhi Society），致力于在印度复兴佛教，并在西方世界宣传佛教与菩提伽耶。他和占据大菩提寺的印度教祭祀打起官司。这场官司旷日持久，在他死后16年，也就是1949年大菩提寺的管理权才合法地转移到大菩提协会。

另外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是英国作家埃德温•阿尔诺（Edwin Arnold），他1879年写作的《亚洲之光》（Light of Asia）成为了第一本介绍佛陀和佛教的畅销书，而在这本书之前，佛教在西方世界鲜为人知。达摩巴喇的复兴大业中的西方世界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终于能看到今天佛教圣地的样貌。

1885年的《亚洲之光》封面（图/网络）

大菩提寺（图/无畏）

如今，大菩提寺是这个小镇的中心，和蓝毗尼园一样，各个国家都在周围建立了自己的寺庙。不过，菩提伽耶不像蓝毗尼园一样宁静，周围布满了各种旅行社、商铺、酒店。各个国家的僧侣和游客在街上穿行，还可以见到一些身着僧袍的白人和尚。金字塔型的大菩提寺耸立其中，旁边就是神圣的大菩提树，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人和信众在这里诵经拜佛，同时也夹杂着盯着游客钱包的假和尚和骗子。寺中供奉了佛祖的神像，佛教徒们都要排着长队目睹佛像，但这尊佛教又与其他佛像有何不同之处呢？紧挨着寺院后面就是大菩提树。历经两千年，这棵菩提树屡遭破坏，不过每次受到破坏之后，又有另外一颗被重新栽种上。

在悟道之后，佛陀又在菩提伽耶待了七个星期。在第五个星期，佛祖在菩提树旁边的一颗白杨树上打坐冥想。此时，一位婆罗门过来问佛陀：

“婆罗门因何而成为婆罗门？”

佛陀回答：

“婆罗门因为自己的品行修为而成为婆罗门，而不因自己的出生而成为婆罗门。”

这一回答，让佛陀最终与婆罗门教划清了界限。作为一个浸淫在婆罗门教中的王子，他抛弃妻子，在长达六年的游荡过程中，不断地挣扎，思考，最终创设了与出身命定的婆罗门教不一样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佛教的背后，是对婆罗门教的抗争，是走向众生平等的一条道路。

这就是“亚洲之光”，在环绕在寺庙周围的僧人和佛教徒们，心中都会受到这道光芒的照射吧。不过，游人如织的地方却感觉少了几分清净。当然，真正能够做到禅定的人不管是处于山林之中，还是闹市之中，都能做到心静如水。而游荡中的我却害怕熙熙攘攘，总想找一片清净的地方。黄昏时分，我信步走到少有游客的日本寺，在大殿盘腿坐下，同寺中的僧侣和几个外国游人一块打坐。时间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安静的打坐还在进行。年轻的我却无法继续集中精神，起身拜了佛陀，走出寺庙，往别处去了。

夜晚的大菩提寺（图/无畏）

2013年5月25日

写于斯里兰卡善法佛学院

佛陀是尼泊尔人？ Is Buddha a Nepalese?

因为中印关系突然紧张起来，所以印度签证对中国人变得很不容易。在加德满都等了一个月，终于等到了印度大使馆发给我印度的签证，而实际上签证还不到一个月，实际上只有20多天。这就注定我在印度的旅行只能是走马观花。不过签证既然拿到了，我就最终开始告别尼泊尔，踏上去往印度的道路。

我将蓝毗尼（Lumbini）作为尼泊尔的最后一站，这也体现了我这次旅行的佛教色彩。我坐上汽车又走出了加德满都河谷，公路依旧是崎岖颠簸。往南走，海拔逐渐降低，最后就到了尼泊尔南部的平原地带，没有了高山环绕，看到的是和河谷里不一样的风景。蓝毗尼就位于印度和尼泊尔的边境。走在蓝毗尼街头，到处都可以听到印地语。由于印度和尼泊尔两国间互相免签证，所以两国人经常自由进出。我在街上问路，连问几个都是印度人，他们听不懂尼泊尔语。相反之，尼泊尔人却更乐意学说印地语，公车上的售票员，餐馆的服务员，碰到印度人也直接用印地语交流。尼泊尔语与印地语都用天城体作为文字，还有许多共通的词汇，加上印度电影和音乐在尼泊尔风行，尼泊尔的年轻人很容易就学会印地语。

蓝毗尼园附近还有一些尼泊尔人建立的南传佛教寺院

在蓝毗尼园里我就遇上一群当地的僧人

我在旅馆见到了加都的尼泊尔朋友格鲁，作为雪尔巴族（Sherpa）人，他本身就信奉佛教。他说他自小已经有想法成为和尚，可惜家里反对，只好作罢。成年后到辗转国外打工多年，回家后成家立业，现已到中年。身为尼泊尔人，这次居然是他第一次来蓝毗尼。他十分喜欢蓝毗尼，说以后很想把家搬到这里来，住到佛陀的老家。

在尼泊尔时候，我不止一次地被尼泊尔的朋友提醒，佛陀出生是在尼泊尔，而不是印度。佛祖一生中的大部分足迹都散步在印度，甚至很多人也就给佛祖定了国籍，认为佛祖就是印度人，那他出生在印度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其实，就连我小时候在中国看到的书本中也写着佛祖出生在印度。到了尼泊尔，我才知道，佛陀的出生地原来现在位于尼泊尔，就连佛祖生活了二十九年的王城也被认定在尼泊尔。那么，佛陀是尼泊尔人？

为开发旅游资源，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几个城市在争议如诸葛亮、曹操、蔡伦等历史人物的籍贯。不过，争论佛陀的国籍在这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意义。佛祖出生的那个年代，没有现在的印度，也没有现在当地尼泊尔。印度北部已被来自今阿富汗、伊朗地区的雅利安人征服，雅利安人创建了自己的王国，并发展出婆罗门教，建立了种姓制度。后来大国分裂为各个诸侯国，佛祖出生的释迦国是当时一个小国，臣服于拘萨罗（Kusala）国。释迦族是属于刹帝利的高级种姓，相传为远古太阳朝（Ikshvaku dynasty）的后代。因此，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性，他们也进行近亲结婚。悉达多王子的父亲净饭王就娶了她的两个表妹为妻，其中一个是王子的母亲大爱天（Mahamayadevi），另外一个是他的养母大爱道（Mahaprajapati）。

和其他宗教一样，宗教伟人的诞生总会伴随一系列的奇异事件。大爱天梦见白象受孕，召集了婆罗门僧侣释梦，他们预言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必成一代伟人。此后，大爱天在回娘家的路上途径蓝毗尼，诞下佛陀。圣人出生更是非比寻常。佛陀出生之时，即抬脚走了七步，每一投足地上便生出一朵莲花，并一手指天，一首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今兹而往，生分已尽。”

直到15世纪，蓝毗尼一直是佛教徒的朝圣地，在其周围修建了许多佛教寺庙。法显和玄奘都到过这里，并留下文字记录。15世纪之后，蓝毗尼开始衰落，鲜有人朝圣，大爱天也只是被当作印度神为当地人拜祭。1896年，记录佛祖诞生的阿育王柱被挖掘出来，让蓝毗尼这个佛教圣地又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如今蓝毗尼园已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规划了一大片地方作为园区。这里应该算是尼泊尔最干净绿化最好的景区了。这个诞生地点被确定在蓝毗尼的大爱天神庙，神庙中有一块石像，刻画佛陀出生的场景。

大爱天神庙

神庙前是Puskarni湖是大爱天诞下佛祖前进行沐浴的地方，周围是古时寺庙的废墟。来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佛家国家的僧人在树下诵经，世界各地的佛教徒都到此朝圣。在神庙的北方，世界各个主要佛教国家都在这里修建本国的寺庙，一个条形的人工湖将寺庙建筑群分割为西边的大乘佛教寺院群，东边的小乘佛教寺院群。

佛陀生出七天之后，大爱天就病故了。她的妹妹大爱道接过了抚养佛祖的使命。大爱道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孩子交给保姆养母，而全心全意抚养佛祖。年少的悉达多王子也经常做出惊人之举，让他的父亲两次惊讶地倒地跪拜。十六岁之后，悉达多王子娶了自己美丽的表妹为妻。在王宫的二十九年，这个王子详尽荣华富贵。

佛祖生活的这个迦毗罗城，一直之间都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几个地方争议不断。近年来在尼泊尔Tilaurakot出土的许多文物让尼泊尔更有自信宣称这里才是真正的迦毗罗城。然后，尼泊尔也干脆将这片地区改称为迦毗罗地区（Kapilvanastu District）。为了寻访迦毗罗城，我第二天一早坐车到了30公里外的Tilaurakot。我找了一位当地的车夫。这车夫就说自己祖辈生活在印度，后来移民到这，也就转成了尼泊尔的国籍定居下来，他们当地人说的是印度的马拉提语（Marathi）。这车夫还学会说尼泊尔语，和我聊起天来，还一直以为我是来自加德满都的尼泊尔人。

迦毗罗城遗迹

不同于蓝毗尼园，这个地方很少有游客，几个古迹的地址也分布在几个小村落中。首先去了一个小博物馆，从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物品就成列在这里。比起蓝毗尼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小气多了，不少文物成列在外面，没有任何文字书名。考古学家发现了迦毗罗王都遗址，以及释迦牟尼父亲修建的寺庙，还有两个大佛塔的遗迹。这个释迦王国，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已经被拘萨罗国被灭了，释迦族人惨遭屠杀。幸存的释迦族人逃到了加德满都河谷，并定居下来，修建佛教寺院，继续佛陀的信仰。另外一位是释迦族人阿辟亚扎（Abhiyaza）逃亡到了缅甸，建立了达贡王朝（Daguang）。玄奘西行到此的时候，“王城颓屺，周量不详。空荒久远，人里稀旷”。当然，他那时候看到的遗迹要比我现在多很多。

蓝毗尼园的朝圣者

享尽荣华富贵的悉达多王子终于开始迷茫。当他听到他儿子出生的消息时，他一点都不高兴起来。他认为这个孩子会成为束缚他求道成佛的障碍，所以给这孩子起名Rahula，意思就是障碍。在他29岁的一个晚上，悉达多看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最后一眼，偷偷潜逃出宫走上了成佛的道路。简单说，悉达多王子为成大道，抛弃妻子。这在强调家庭的传统中国思想看来，并非好事一件。悉达多王子的思想毕竟还是印度婆罗门教思想。当时悉达多王子这样做并非异类，耆那教教主大雄（Mahavira）也和佛陀一样抛弃妻子。

佛教的“轮回业报”等基本概念也来源于《奥义书》（Upanishads）。《奥义书》系统得搭建了古印度的哲学思想，认为真个世界起始于梵天，而每个人都是梵天的一部分，即所谓的“梵我合一”。当人真正认识到“梵我合一”的时候，人就能得到最终的解脱（moksha）。究人一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Brahmacharya，奉行操守，学习经典；第二阶段Grhastha，成家立业；第三阶段 Vanaprastha，退隐山林；第四阶段Sannyasa，放弃一切，孤身苦修。所以，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许多人都为了需求解脱而离开家庭进行苦修。所以，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游荡在印度和尼泊尔各处的印度教苦行僧们。悉达多王子在29岁的时候，也正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当然，他最后找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我们看到，原始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是多么不同，所以，当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佛教也在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即便佛寺遍及全国，但始终佛教始终不能占主流地位。佛陀在民众心中更多是像一位神，人们烧香拜佛，保的是风调雨顺、全家平安。这和2000多年前悉达多王子离家之时，截然是两个景象了。

这样，29岁的悉达多王子挣脱了身边的束缚，开始了自己的旅途。寻访完迦毗罗城之后，我回到旅馆，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匆忙收拾，背起背包，拉着箱子，奔赴边境。天色渐渐暗下来，心中不免对开始印度之旅感到忐忑。当时，离家的悉达多王子对前路是迷茫，是忐忑，还是充满了信心呢？

在迦毗罗城旧址除了遗迹，遇不上任何与佛陀相关的东西

在村落遇到的印度教苦行僧

来到了尼泊尔和印度的边境

2013年5月

斯里兰卡善法佛学院

尼泊尔牟尼寺：我与南传佛教的第一次相遇 Encountered Theravada Buddhism in Nepal

在牟尼寺（图/无畏）

转眼间，从中国出来已经半年了，现在已经走到了斯里兰卡，在佛教圣地Anaradhapura暂歇。开始这场旅行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能走这么远，也没想到这一路都和佛教结下缘分。这缘分要从尼泊尔的牟尼寺开始。

此前对于尼泊尔的印象，我很难将这个国家和佛教联系在一起。印象中，尼泊尔是个印度教国家，有少数佛教徒，而且大多是藏传佛教为主。因为尼泊尔有一些种族是西藏人的后代，所以他们一直信奉藏传佛教。我经尼泊尔当地一个组织的介绍，有机会到佛教寺庙做志愿者。这个寺院叫Muni Bihar，我将之翻译成中文，便是“牟尼寺”。

寺院位于加德满都旁边的古镇巴德岗。穿过布满大大小小的印度神庙的王宫广场，看见形态各异的印度众神，很难想象这里居然还有一家佛教寺庙。从一条一路拐入，佛教五色旗映入眼帘，此处便是牟尼寺。

走进寺院，我没有看到如中国寺院中香火鼎盛的场景，也不像藏传佛教般神明众多。寺院僧人身披黄色大布，袒露右肩。寺庙布置简洁，其实只有三栋建筑，中间是一个空地。主体建筑的第一层是一个厅堂，平时僧人们在这里用膳和上课，二层是小和尚们宿舍，三层就是主殿了。主殿中仅有佛祖和两大弟子的塑像，旁边供奉巴利语大藏经，此外便别无其他特别的装饰品，也不见有人焚香拜佛。此时，我才知道，我进入的是南传佛教的寺院。这是我第一次走入南传佛教寺院，和我之前在中国所见的寺院大有不同。

尼泊尔的南传佛教

尼泊尔的佛教历史悠久，藏传佛教的起源之一便是尼泊尔。公元7世纪，与文成公主同样，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并带来了一尊释迦牟尼8岁的等身佛像，松赞干布为之建造了大昭寺供奉，从此开始了佛教在西藏传播的历史。当时在加德满都河谷中的尼瓦尔人中传播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密宗。统治加德满都河谷的马拉王朝国王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排斥佛教。而尼瓦尔佛教也印度的种姓制度结合，创造出佛教徒的种姓制度。

在这一时期，佛教与印度教和平共处，而且还互相影响，可以看到两个教派的人甚至互相祭拜对方的神。在印度教中， 还有佛陀是毗湿奴十大化身之一的说法。牟尼寺入口处有一块用尼瓦尔语言书写的石碑，记录了牟尼寺的历史。1655年，一位从西藏经商回来的尼瓦尔商人在此处修建了一座密宗佛教寺院，命名法救大寺（Dharmottara Maha Vihara）。在石碑旁边还有两尊当时的护法神塑像，一是大黑天，一是象头人身的欢喜天。

18世纪中期，北部山区的廓尔喀人入侵加德满都河谷，推翻加德满都的马拉王朝统一了尼泊尔全境。国王崇信印度教，佛教就开始遭到打压，许多尼瓦尔人佛教徒纷纷改性。尼瓦尔佛教便开始衰败接近消亡。牟尼寺前身的法救大寺也一直无人看管，到二十世纪初只剩下一层破败的建筑和几尊佛像。

在二十世纪中期，尼瓦尔佛教迎来了复兴，不过此时到来的是南川上座部佛教。摩诃斯陀比法师（Pragyananda Mahasthavir）是第一个现代尼泊尔南传佛教僧侣。他出生于加德满都的一个普通家庭，成年后到西藏经商，在那里遇到了一位信奉藏传佛教的尼泊尔喇嘛，遂出家成为一位喇嘛，两人花了一年时间在山洞中禅修未果，便开始了旅行，在印度的Kushinagar时候两人改信南传佛教。

1930年，身缠黄色袈裟的摩诃斯陀比法师回到尼泊尔，此时他是这片土地上第一位南传佛教僧人。此后，在他的印象下，在加德满都河谷中的尼瓦尔人社区，南传佛教开始产生影响力，一些尼瓦尔人开始出家为僧，并到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地方求学取经，再回到尼泊尔传播南传佛法。加德满都河谷的寺庙、僧团开始建立，尼泊尔南传佛教最高学府世界和平大学也宣告成立。这样，一套尼泊尔南传佛教的系统便慢慢形成。1952年，法救大寺所有者的尼瓦尔商人后代将寺庙献给罗那鸠蒂大师。罗那鸠蒂大师将之改名为牟尼寺，成为牟尼寺的第一代长老，开始在这里传播南川佛教。

牟尼寺的法师

我在牟尼寺遇到的第一个僧人是一位缅甸法师。缅甸僧人法号阿难达，五年前来到尼泊尔牟尼寺，便在这里住下，是寺院里仅此于长老的第二号人物，负责管理寺庙的僧人事务，特别是教小和尚们规矩。他长相严肃，平时少有语言，有时候问他事情时候，他就以手势回答，如果不熟悉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哑巴呢。不过，他时常露出可爱的笑脸，给小和尚们教课还风趣十足。

当时我第一次进到牟尼寺，看见他坐在第一层大堂中正襟危坐，以为他便是长老。他说他不是，长老去蓝毗尼云游了。然后就开始教我寺院里面的规矩，坐要学着跪坐，然后和僧人打招呼不说Namaste，而要用说Bhante Jyu Vandana。这个打招呼就混合了巴利语和尼瓦尔语，Bhante是巴利语用来称呼僧侣，意思是高尚的人，Vandana是致敬的意思。Jyu则是尼瓦尔语对人的敬称。

另外一位年长的尼泊尔法师其实才刚出家一年，他本想尽快去泰国学习，但维婆悉法师却要求他现在加德满都的世界和平大学先把硕士课程读完再说。所以，他就安分下来潜心学习。每天下午他没事的时候，经常要对我讲解佛法。可惜他语速较慢，英语也不是特别灵光，有时候听的我昏昏欲睡。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尼泊尔法师，也叫阿难达，在斯里兰卡学习了5年才回到牟尼寺。

第一次我并没有见到住持长老。寺院里管理日常事务的优婆塞说，没有通过住持，你还不可以在这里开展工作。我前后来了三次，最后一次终于见到了长老维婆悉。维婆悉是牟尼寺寺院是第四代住持，尼瓦尔族人，年少出家，后长期在泰国学习，回到尼泊尔后就致力于南传佛教的传播。我这个人，见到大人物总会有点紧张，连平时说的不错的尼泊尔语也开始不灵光起来。

长老和蔼可亲，第一次就给了我好几本佛教的书看。看出我对语言感兴趣，维婆悉法师还劝诱我说一定要学巴利语和尼瓦尔语 。后来，他还送了我一本巴利语教材，不过是印地语的。过了几天，他还更近一步，问我是否愿意短期出家一两个月。我犹犹豫豫，最后还是婉言谢绝，辜负了他一片好意。他问了我：你就舍不得你的头发、眉毛这些外在之物吗？说实话，我可能还是舍不得吧。

不过，正如长老所言，喜欢语言的我怎么会错过这么好的语言学习机会呢？我没能找到很好的尼瓦尔语教材，所以就放弃学习尼瓦尔语，集中精力在巴利语上。巴利语是南传佛教所用的语言。早期佛教的经书都是用巴利语写成的，佛祖讲经说法时候也是使用巴利语。到后来才开始有梵语佛经，中国的大乘佛教经典都是从梵语经书翻译过来。

不过，不管是梵语还是巴利语，在中国真正懂得的人寥寥无几，大学中也只有北京大学开设梵巴语系。我在网上下载了经典教材An Elementary Pali Course，是斯里兰卡僧人Narada Thera所著。一位荷兰学者Eisel Mazard每天开始在庙里有板有眼地自己学习起来的，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询问维婆悉法师。我学习热情高涨，有时候小和尚来问我他们作业里面不懂的问题时候，我还嫌他们占用我太多时间。这样，在牟尼寺的两个月，我从一个巴利语文盲，慢慢熟悉了巴利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

牟尼寺的生活

与小和尚们一起学习（图/无畏）

牟尼寺的僧众除了尼瓦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其他尼泊尔其他族群的人，多数是蒙古人种的莫格尔族和达芒族。两位年纪大的僧人就是莫格尔族的。这些族群本来就有信仰佛教的传统，再加上社会地位较低，家境不好，所以很多家庭会把孩子送到寺院里当和尚，接收教育，牟尼寺供他们食宿，教他们巴利语和佛教知识，还供他们到旁边的公立学校上学，当他们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他们便有机会到泰国的寺院进行深造。

牟尼寺这样大量招收僧人是从2002年开始，十年内已经招收了600多名僧人。这些僧人后来有的还俗，有的还继续传播佛法。这对这些贫穷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方法。古印度佛教初兴起时一样，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提倡众生平等，为很多贫穷人家提供免费接收教育的机会，因此受到了贫苦大众的欢迎。此时，尼泊尔牟尼寺也正做着这样的善举。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能看见新剃度出家的小和尚。我刚去的时候大概只有10多个小和尚 ，到后来陆续增加，高峰期达到40人。

维婆悉法师跟我说：牟尼寺是个很热闹的寺庙啊。这些小和尚在旁边的公立学校上学，和当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其实和普通孩子相差并不大。小和尚可不像大和尚们那么严肃矜持，几个小和尚在聚在一起就玩耍打闹，有时候还会把阿难达法师惹火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出家，大多数人都说：因为能去泰国。许多孩子有自己的梦想，有的话长大要当工程师，有的说要做大生意，有的说要开连锁酒店。

迪普斯是小和尚里面年纪最长的，来自佛祖诞生地蓝毗尼，今年17岁。他之前在藏传佛教的寺庙出家，后来才改信南传来到牟尼寺。他说在藏传寺院的和尚们不用去上学，所以他现在连基本的数学加减法都成问题，英语更是一句也不会说。他来牟尼寺的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能够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最头疼，他经常让他教他数学，可惜他不通英语，课本也是尼泊尔语。我每次都要对照尼泊尔语的数学词汇，用尼泊尔语教他数学，这是十分费力的。而他一到难处，就说烦头疼，求学热情突然就退去了，立刻就抛开书本歇息去了。

寺院里的生活对这群孩子来说是不错的。每天的生活开始于早上4点半的起床时间，5点便开始做早课。做完早课之后主持开始给小和尚们上课，教他们念巴利语的经文。八九点的时候小和尚们就各自到学校上课。若是学校放假，主持就会利用这个时间组织寺院的僧侣到外面托钵。托钵游行一般是两个小时以上，我就跟他们去过几次。

托钵队伍（图/无畏）

托钵队伍浩浩荡荡，和尚们手持钵，赤脚前行。最前头是主持维婆悉法师，后面的和尚根据年龄大小顺序排列，最后是我和几个优婆塞，有的扛着五色旗，有的扛米袋。维婆悉法师前头还有位拿着大喇叭吆喝的优婆塞，用尼泊尔语和尼瓦尔语两种语言向街坊邻居介绍牟尼寺。维婆悉法师兜里装着传单，遇见归来施舍的人都要递上一份，简单介绍到牟尼寺的出家情况。看来托钵队伍还是一支宣传队伍。托钵队伍所到之处，当地人都会很热心施舍米、钱、饼干、糖果等。11岁的小和尚尤尼斯在队伍的最后面，每次轮到最后，当地人都会把剩下的米统统放到他的钵里。所以他的钵总是满得最快，小小的身躯可是托不动这么重的钵。还好有热心的优婆塞帮忙把他的米装进米袋里。每次托钵归来，都收获丰富。这样的托钵场景，在中国是罕见的。

11点是很多小和尚期待的时间，因为这是用餐时间。根据南传佛教的教义，他们每天只吃一顿，过午不食。上午11点的这一顿饭十分丰盛，有米饭蔬菜，饭后还有水果、酸奶、甜点。很多小和尚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吃完饭后，该上课的小和尚继续回去上课。不用上课的和尚在寺院里休息，下午经常有信众前来，他们就一起诵经拜佛。

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是运动时间，小和尚们有的打羽毛球，有的打乒乓球，有的还简易地布置小场地打起棒球。在这同一时间，经常有一位精通巴利语的女居士在一楼的佛堂开课，免费教其他在家人巴利语和念诵佛经。这位女居士其实是一个化妆品店的小老板，学习完巴利语后也向其他人传播，也是功德一件。来学习的在家人有男有女，有年纪大的也年纪小的，他们学习的认真劲可不亚于中国的学生。巴利语虽然难学，但是他们翻译练习一个个仔细地做，不懂就向老师请教。

五点钟声一响，和尚们就陆陆续续集中到大殿中，开始做个小时的晚课。我每天都会和他们一起做晚课。这也是我一天在寺里最为重要的时刻。静下心来，拜佛念经，可是我以前从没想过的事情。经文从Namo Tassa Bhagavanta Arahanta Samasambuddhassa开始，礼敬佛、法、僧，然后念诵Parittana Sutta和MaitriBhavana。念完之后，一般主持或者是阿难达法师会给和尚们讲课，讲完课后和尚们就到一楼各自学习看书。晚上8点30分准时上床就寝，一天的寺庙生活就结束了。

每日诵经（图/无畏）

我在牟尼寺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两个月。偶尔也会回到热闹的百事可乐区见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不过，更是喜欢有这么一个平静的时间。离开牟尼寺的时候，我还想着，为什么这两个月不舍弃这头发，那样就能做到真正的“六根清净”了。可惜，我还是俗人一个，注定要在尘世里多徘徊上一段日子。

2013年4月 

写于斯里兰卡科伦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