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印章与率先进入纸币社会的元朝 'Phags-pa Script Seal and Paper Money in Yuan Dynasty

长江沿岸的温度已经蹿到40度以上了，日间最惬意的活动之一就是逛博物馆。享受九江博物馆的冷气，读下这座城市的历史。眼前出现一块印章，印章上是迷宫般的四四方方的文字，这就是元代的八思巴文呀。立马卸下相机的定焦镜头，换上个长焦镜头，想要拍个仔细。这时，前面一保安大叔走来。我戴了口罩，相机又没有开闪光灯，没有违反什么规定吧？

原来大叔觉得我识货，便跟我指了旁边的一个魂瓶，说这是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不过，他觉得魂瓶是拿来祭奠死人，晦气。他心目中的镇馆之宝是清代的“豆青青花象牙瓶”。他认为这个工艺精湛，更符合他的审美。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无畏

我既不懂考古，也不通艺术，只对语言和历史情有独钟。我的视线还是回到这块元朝时期的“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这是至今国内出土的唯一一枚烧钞库印。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国际化的时代。如果将元朝视为蒙古帝国的中心，那么其幅员辽阔，东至太平洋、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东欧、北欧与小亚细亚、南至泰国，占地24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与大英帝国不相上下。在其疆域内，有各种人种、各种文化、各种语言和文字。

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元朝皇帝之后，便着手统一文字，让国师八思巴按照印度的婆罗米文字体系，创制八思巴文，用来转译蒙古帝国内的各种语言。八思巴文也是表音文字，既用来记录蒙古语，也可以用来记录汉语。

八思巴文

不过，即便八思巴文用来记录蒙古语比原来的塔塔统阿蒙古文更准确，但是八思巴文没有发明标记声调的系统，无法记录当时汉语词的声调，还是有点美中不足。

眼前的这块看起来好像迷宫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记录了当时汉字“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的读音。我禁不住用拉丁字母转写了下：

Kyang Se Dhung Chyu Hing Jung Shyu Shhing Show Chaw Khu Yin

发音是不是现代读音还挺接近的？

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统一，元朝还在货币上进行了统一。纸币最早就出现在中国。因为金银太沉重，难以携带，甚至路上容易遭遇抢劫。中国进入唐代，经济日益发展，对货币的流通要求更高，因此在金融上就开始进行创新了。唐宪宗时期就出现了纸币的雏形“飞钱”。到了宋代，四川省流通“交子”，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法定纸币。直到元朝建立前，中国一直是纸币、铜钱、白银三者并用。

幅员辽阔、国际交往频繁、商贸鼎盛的蒙古帝国则更需要有轻便的纸币。忽必烈一上台就进行彻底的金融改革，发行以白银为价值基准的纸币，作为全国流通的法定货币。与此同时设置了一系列管理纸币的机构，其中就包括烧钞库。

烧钞库原叫昏钞库，在忽必烈即位的1264年设立，是回收、销毁废旧钞币的机构。至元二十四年改名为烧钞库。九江博物馆所藏的这一枚是至元三十年造的。

当时，欧洲人还没有纸币的概念。元朝时中国进入“纸币社会”，马可·波罗到中国看见到处在使用纸币，发出惊叹。马克·波罗在游记中称之为“点石成金”、“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物品”。

而且，他还提到“可以将旧钞拿到造币厂，只需要支付百分之三的费用，就可以换取新钞”。然后，这些旧钞就会盖上博物馆看到的烧钞库印，变成了废币，进行烧毁。

这像极了今天进入“无现金社会”的中国，外国人都惊诧地看见中国到处在扫码支付。

意大利1982年发行印有马可·波罗头像的1000里拉纸币

但是，蒙古人没有把纸币玩好，也没有现代的经济学知识，在元朝末年大量印钞，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社会随着元朝一起崩溃了，连带官方文字八思巴文也逐渐消失了。到了明清，又回到以铜钱和白银为主、以纸钞为辅的时代。元朝的故事在许多现代国家中重演，正如津巴布韦发行的100兆面值的纸币。

100兆面值的津巴布韦纸币

纸币的概念就经由马可·波罗介绍到欧洲。直到1661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银行在欧洲第一次尝试发行纸币。可是在1664年就宣告失败，创始人约翰·帕姆斯特鲁赫 (Johan Palmstruch）甚至因此入狱。17世纪末英格兰银行才开始发行永久性的纸币。随着《1844年银行特许状法令》颁布，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纸币作为法定货币流通的制度才真正稳定下来。

可见发明一个新事物容易，但是要有相配套的制度，才能用得好、玩得好，才能让新事物促进社会的进步。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正在从“现金社会”迈向“无现金社会”，甚至是“虚拟货币社会“。不过，即使像日本这样的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仍然是一个现金社会。要实现这个转型并不容易，一不小心可能就重蹈元朝的复辙。

参考资料

1. 户亭风,王少华.九江出土元代烧钞库印.文物. 1984,(10)

2. 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昏烂钞印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1,(10)

3. 马可·波罗,鲁斯梯谦. 马可·波罗游记.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9

庐山原来和传教士那么有缘 Lushan Mountain's Connection with Missionaries

庐山的名气，自小就听说了。一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小学生们都学过，二来童年看的动画片《圣斗士星矢》中，紫龙的老家就在庐山的五老峰。

路过九江市，庐山就在边上，不过没上庐山。现在是旅游旺季，门票和食宿费用都趋高。而且，最近气温直逼40摄氏度，爬山想必更热。虽然庐山上的牯岭镇应该还是清凉，但到牯岭镇也买庐山门票。索性在高铁上看一本方方写的《到庐山看老别墅》。

九江的历史中有一段英租界的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九江成为了通商口岸。我们现在在长江边上还能看到美孚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日本台湾银行的旧址。法国传教士在1862年建立的天主教堂至今仍在开放。教堂附近的修道院虽然早已经不运营，但屋顶的十字架还在。

亚细亚火油公司成为租界旧址博物馆/无畏

美孚洋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没有开放/无畏

九江天主堂/无畏

从九江开埠的那一刻开始，传教士们就开始建立学校，先后建立了18所小学、5所中学和1所大学。在1949年以前，教会学校是九江教育的中坚力量。南伟烈大学是当时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建立的第一批教会学校中的一员，变成了现在的同文中学。翘树、翘秀、翘德几个教会小学成为现在的第三小学、滨兴小学、龙山小学。

除了建学校，教会还建了5间西式医院。其中美国基督徒办的生命活水医院现在成为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原来的名字也被医院继承，成为“生命活水医疗集团”。

同文中学内的旧南伟烈大学建筑/无畏

正因为有这段租界的历史，九江才能成为当时长江沿岸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在教堂之外，设立学校、医院、育婴堂等机构，收养弃婴、让女孩上学、普及教育、治病救人，这些是当时传教士在世界各地活动的普遍模式，结果则是将现代的社会福利模式带进了中国社会。不过，对于这段历史的介绍和研究太少了，在很多地方都是一笔带过。

即便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从英国人手中将九江租界收回之后，这段租界的历史也给九江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其中包括庐山的牯岭镇。

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牯岭镇是英国传教士兼商人的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的房地产开发作品。李德立在1886年就到中国传教，在中国政经界纵横捭阖。1911年孙中山和袁世凯南北合议中都有他的身影。在珠海博物馆还藏有一张有他和北方代表唐绍仪、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合影。

中间就是李德立

凭借李德立的人脉和广告能力，他成功地将原来的小山村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避暑胜地，变成那个时代的“网红”景点。

中国的夏天对于这些西方过来的传教士和商人来说太热了，而热也使得疾病蔓延。许多西方人看上了李德立开发的这个房地产项目。不过他们不管是租是买，确实是拿来住的，拿来避暑和修养。

1920年代的牯岭镇避暑广告

翻开方方的这本书， 本以为能看多些传教士的故事。可是，书中大部分还是讲在1920年代后到牯岭镇避暑的国民党高官的历史故事。熟悉的国共人物和斗争，对于自小从书本上和影视剧上都不断记忆这段历史的我们来说，确实显得老生常谈了。

不过，她在书中也提到一些传教士的踪迹。

中国文学界津津乐道的诺奖得主美国人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其父就是来华传教士美国人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赛兆祥在牯岭镇买下别墅， 赛珍珠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1901年的全家福，左一为赛珍珠

那篇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别了，司徒雷登》中讽刺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John Leighton Stuart）也是传教士。和赛珍珠一样，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林顿•斯图尔特（John Linton Stuart）也是传教士。司徒雷登则出生在杭州，小时候讲的是杭州话，后来还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到庐山住过，住的是另外一位美国传教士朋友文怀恩（John Elias Williams）的家。

司徒雷登在未名湖

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也是传教士。他是中国人，但服务于美国的美南监理会。1905年，宋耀如和其他外国传教士一样，从李德立手里买来庐山的别墅。后来宋氏三姐妹，在庐山上也都各有自己的别墅。蒋介石为娶宋美龄，转而信基督教。他娶的自然不仅仅是宋美龄，更是宋美龄代表的几大家族势力，以及宋美龄与美国和基督教世界的联系。

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中传教士是绕不开的，他们甚至能左右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他们不仅仅是传教，他们之中还有医生、商人、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给这个社会留下许多有形的、无形的财产。

胡适说庐山的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趋势”。不知道胡适所说的“侵入”是否带有贬义，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传教士是殖民者的帮凶”，”进行文化渗透“之类的敌意的话语。实际上，不管是传教士带来的这些现代文化，还是源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根植西方社会，或者说是欧洲社会的现代文化。所谓的“西方文化”不仅仅影响中国，而且也影响着全世界。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而且从来都是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的。正如当今的中国，“西化”的程度可能要甚于周边的许多国家。

走在九江街头，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古建筑似乎许多都是租界时代传教士们遗留下来的，更不要说牯岭镇上的别墅。追寻历史记忆，许多在近代曾成为通商口岸的城市，也在维护和保留那个时代的欧式建筑。而且，建造欧美风情的建筑和街道，似乎也是许多中国城市的偏好。只是，那个时代的老外们的故事，我们写的还太少，知道的还太少。

看完书后，我在想，下次找个不太热、人不太多的时节，我也上庐山去住住。

参考资料

1. 方方. 到庐山看老别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 九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九江县志[Z].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6.

3. 许晓云,温乐平,刘秀君. 施善与传教:西方教会在九江的慈善公益事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4(06)

也许有一天，“惯习”会像“内卷”一样走红 Habitus and Involution

上学时候学习的社会学理论都是用中文学的，很少在意这些概念的原文是什么。例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原文是habitus。布迪厄用拉丁语的“有”（habeō）的完成被动分词”habitus“来表达他的理论。但是，habitus也并非布迪厄原创。

早在公元6世纪，罗马经院哲学家波爱修斯（Boëthius）将亚里士多德希腊语原文中的“ἕξις”（hexis）翻译为拉丁语“habitus”，当时指的更是一种良好的道德习惯。

后来，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著作《神学大全》 （Summa Theologiae）继续以拉丁语“habitus”翻译亚里士多德的hexis。不过，《神学大学》在英译本中，habitus被翻译habit、training、disposition。

自然科学中一直大量采用拉丁语词汇，habitus这个词语也在其中。在动物学中，habitus用于动物的形态，而habit则指动物的行为上的习性。在植物学中，habitus和habit几乎同义。

到了近现代，社会学的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开始原原本本使用拉丁语habitus，而不是法语和德语的habit。涂尔干的侄子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著作《身体的技术》（Les techniques du corps）书中说到，habitus这个拉丁语词更能表达通过教育、训练、形塑身体内化的共同行为模式。德国社会学家诺博特·伊里亚思（Nobert Elias）在著作《个体的社会》中也继续拉丁语habitus这一概念。

法国人布迪厄顺理成章地承接前辈们的工作，将habitus放到了行动理论的中心位置，用来表示一种通过长时间生活实践，代代相传累积下来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而不是通过遵守某种规范而形成的。

中国开始接触布迪厄的理论，也得到90年代末了。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摘录了《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中的章节，将habitus翻译为“习性”。1998年出版的《反思社会学指引》，habitus则被翻译为“惯习”，这个译法也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沿用至今。

“惯习”本来的意思就是习惯，是汉字词汇中特有的“同素异序词”，在日语中称为“字順逆転”。例如，保安和安保、文艺和艺文、素质和质素、健康和康健。这里面许多都是和制汉语。

江户时代日本人在学习西方知识时候，用两个汉字创造出新的汉字名词。他们有时候还会将词序进行颠倒，来表示新概念。和制汉语传入中国之后，有的字序颠倒之后保持原意，有的则产生新的意思，有的则在大陆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不过在港台地区还在使用。

在日语中存在“習慣”、“慣習”两个词，两者几乎是同义，日常生活中多用“習慣”。学术上如果严格区分的话，对于个人用“習慣”，对于社会用“慣習”。例如习惯法，在日语中就称呼“慣習法”。韩语受到日语影响，也称为관습법（慣習法）。

日韩在翻译habitus时候干脆采用音译，日语采用英语音译为：ハビトゥス（habitusu），韩语采用法语音译为아비투스（abituseu）。当代日韩在翻译西方的社科理论时候，已经习惯采用音译了。

“惯习”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也是使用，如杜甫诗《前苦寒行》中：“秦城老翁荆扬客，惯习炎蒸岁絺綌”。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很少使用这个词了。所以用“惯习”来翻译habitus，在中文语境中既能够区别于原来的词语，又能让这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

早期中国在翻译国外新理论名词时候也采用过音译，最出名的就是德先生（德莫克拉西）和赛先生（赛因思），后来还是日本传来的和制汉语“民主”、“科学”成为主流。不过，即使是制造了那么多和制汉语的日本，如今在翻译新名词时，也开始使用音译了。

随着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消费社会，布迪厄的理论在中国学界也逐渐走红，惯习也用来于分析消费行为。只不过，如果完全通过中文阅读理解，我们也很难联想到亚里士多德，也很难将惯习与拉丁语动词“有”联系起来。

翻译本身就是再创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如果脱离原文所植根的欧洲历史和文化，要理解起来难上加难。所以，即便上学时候读了许多社会学和哲学的译作，其实大多一知半解。加上有的译作的句子颠三倒四，光理解中文句子就煞费苦心。最后，还不如咬咬牙啃原文来得痛快。

也许有一天，惯习会成为一个网络流行语，走出学术圈，像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著名的“内卷”（Involution）一样，被大众所知。不过，也许那时候又可能赋予“惯习”另外的含义了。

很少人知道，“内卷”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发扬光大的理论，那时候他在印尼爪哇岛做人类学研究。

参考资料

1. Sapiro, G., 2015. Habitus: History of a Concept. In: James D. Wright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 10. Oxford: Elsevier. pp. 484–489
2. Pierre Bourdieu, 2013.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皮埃尔·布迪厄,李猛,李康. 实践与反思 : 反思社会学导引.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4. 布尔迪厄, 包亚明.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 布尔迪厄访谈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