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人类语言的故事》Book Recommendation "Babel: Around the World in 20 Languages"

十分推荐加斯顿·多伦的《人类语言的故事》，这是一本关于世界语言的通俗入门书籍。作者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这20门语言，译者的翻译质量也很不错。豆瓣上评分似乎不高，但我觉得实际上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一开始写越南语篇的时候，作者讲了自己学习越南语的过程，让我误以为这本书会讲作者在各个国家学习当地语言故事。如果这样子最能与我产生共鸣。不过，此后篇目大部分都是在讲语言的历史以及一些语法特点。这其实也不错，毕竟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20种语言，对大部分人来说大家都不熟悉，作者对这些事实做了科普。

在中国，估计除了中文、英文之外，其他语言都被称为小语种。这本书的按照语言使用人口多寡来排列，可能很少人会想到排第6的是孟加拉语，有2.75亿使用者，第12是斯瓦希里语，有1.35亿使用者，爪哇语还排在第16名呢，有9500万使用者。英语虽然名列第一，使用者有15亿（英语说的很烂的，因为紧张而不愿意说的人也包括在内），实际母语者只有3.75亿。如果按母语使用者来排列，那汉语、西班牙语要排在前面，英语母语者和印地语母语者的人数不相上下。

每种语言都有它的独特之处，作者在书中都很好的提到了其中这前20种语言的特点。这需要真真切切去学习这门语言才能感受到的，而且还要到当地去学，与当地人互动才能体会到。这是我在尼泊尔住在当地人家里，学习尼泊尔语时候切身体会到的。

书中的20种语言我大部分已经去到当地学习和体验过，所以读起来颇有共鸣。越南语不仅是对母语非声调语言的作者来说很困难，对母语是声调语言的我来说，掌握越南语的声调也不容易；南亚的各种语言文字一开始看起来眼花缭乱，但学多了就能看到其中的色彩斑斓；西班牙语的虚拟语态一度让我在这片密林中迷失方向，现在也许还没有走出来；韩语海量的拟态词也让我摸不着脑袋；不过，马来语用拉丁文字书写，无任何词性变化，无敬语系统，学起来实在容易多了，也难怪占印尼主体的爪哇人会选择马来语作为国语，而非爪哇语。

在家中翻看外语课本，听外国音乐，看外语电影，甚至上网课，采用人工智能翻译，这些都无法真正体验一门语言。我对美食、香车都兴趣不大，却痴迷于学习语言，而且通过不停的旅行，不断变换语言环境来学习语言。

只是，疫情为这一切按下了暂停键。在国内似乎又回到了上学时候学英语的状态，兴奋与苦闷交织。兴奋是因为一门新语言展现在面前，陌生的单词和语法刺激着大脑；苦闷又是因为没有语言环境，学无所用，进度缓慢，缺乏激励。人不能自由移动，不能面对面与世界各地的人互动，这个世界就少了许多色彩和乐趣。

世上语言千万种，不是只有中文、英文才是“大语种”。学习语言是体验这个世界丰富性的最好入口。而且，学会说一门语言没有门槛，并不需要天赋多好，智商多高，学识多渊博。世界上还有许多目不识丁的人能同时掌握四五门语言。

中国的多语者其实大有人在。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可以同时懂得哈萨克语、维吾尔语、普通话、英语，甚至俄语。广东一个客家村落的孩子也许同时懂得客家话、潮州话、粤语、普通话、英语。一个小学还没毕业的广东人去到拉美长年经商，他甚至能同时懂客家话、潮州话、粤语、普通话、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看看书中讲斯瓦西里语那一章，非洲人道出了最简单的道理：他们使用多种语言，是因为社会就是用多种语言。

当然，一门语言要学到精通并不容易，本书作者直言不讳，自己在越南语学习上的惨败，英语的写口语熟练度比写作差，法语没有在一段时期持续使用，学许多语言都是三心二意无疾而终。金克木先生也说，“我从小到老学语言，一种又一种，兴致不衰，但是没有一种可以说是真正学会了。”即便是自己的母语，如果长期不身处自己的母语环境，也会损耗甚至忘记，特别是儿童。不过，对于成人来说，也许回一趟老家，就会激活所有的母语记忆。

语言有趣的地方，在于学习每一门都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似乎人人皆可学，但是人究其一生，却永远不可能学完学透。

如果你对世界好奇，可以翻翻这本书。

荷兰自挖奴隶殖民黑历史 Slavery Trade of the Netherlands

最近Netflix上推出了一部韩国电影《苏里南》，剧情略老套，是一部围绕毒品、黑社会、枪战的动作片。电影里看到韩国人、中国人，苏里南这个国家和苏里南人充其量只是配角。不过，看到韩国电影的不断国际化也不免让人惊讶。

我看的上一部韩国在外国拍摄的电影，还是在非洲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电影直接以苏里南这个国家命名，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以为这是个非洲国家。

电影海报

实际上，苏里南位于南美，与巴西和委瑞内拉交界。我曾在巴西认识一名华侨，当年他年轻时候就是穿越苏里南丛林来到巴西，过程比电影更加惊险。

在电影中的开枪大肆杀戮的苏里南总统原型就是前总统德西·鲍特瑟（Dési Bouterse），1982年发动十二月屠杀，暗杀了15位反对派领袖。同时，我们还可以听到，他们的官方语言是一门欧洲语言：荷兰语。

这一个黑色人种占主体的国家为什么是讲荷兰语？原来苏里南以前是荷兰殖民地。现在苏里南的大部分人口都是荷兰人从非洲抓过来的奴隶的后代。在大航海时代，荷兰是欧洲列强之中的佼佼者，荷兰帝国的殖民地除了美洲新大陆的地盘之外，还包括今天的印尼、南非、斯里兰卡、毛里求斯，甚至还有台湾。

同时，荷兰是17、18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积极参与者。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与荷兰交换殖民地，英国取得了荷兰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现在的纽约。而荷兰取得了英国在南美洲的苏里南，更名为荷属圭亚那，与加勒比海几个荷属海岛一起，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朗姆酒生产地。为此，荷兰人引入了大量的非洲奴隶到种植园劳作。

大西洋奴隶贸易地图 / Eltis and Richardson, 2015

新阿姆斯特丹1642-1643 / 纽约公共图书馆电子资料

19世纪，1863年7月1日，荷兰宣布在苏里南废除奴隶制，但实际上到1873年苏里南的奴隶才完全获得自由。荷兰成为最后一批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之一。苏里南人为了纪念这一天，将这一天用苏里南语（Sranantongo）称为Ketikoti，直译为“打破枷锁”，荷兰语是Dag der Vrijheden，即“自由日”。

荷兰街头的Ketikoti游行 / Dutchreview

这一苏里南节日也传到了原宗主国荷兰，逐渐演变成荷兰民间自发的全国性节日。2002年，在阿姆斯特丹的东部公园(Oosterpark)还建立了“国家奴隶纪念碑”。在7月1日这一天，人们载歌载舞，游行庆祝，并且持续要求荷兰政府对奴隶贸易历史作出正式道歉。

近年来，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推动下，荷兰对奴隶贸易和殖民历史的反思达到高潮。2020年荷兰内政部成立奴隶制历史对话咨询委员会（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Slavery Past Dialogue）。一年后，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反人类罪，荷兰政府应该为这一“历史性的不公正”进行道歉和补偿。同年，阿姆斯特丹市长(Femke Halsema)在电视直播中进行道歉。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也开始为荷兰殖民历史中造成的伤害进行道歉，今年2月，在访问印尼期间，他为印尼独立战争期间（1945-1949）荷兰军队屠杀平民犯下的战争罪进行道歉(Sterling & Deutsch, 2022)。9月4日，马克·吕特对参加西印度群岛和圭亚那殖民战争的老兵进行道歉。同时，荷兰政府计划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年初，为奴隶贸易历史作出正式道歉。

荷兰是下定决心好好挖挖自己的黑历史了。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投入204万欧元，用于荷兰奴隶制和殖民历史的研究（Baazil, 2022）。莱顿大学的Nira Wickramasinghe教授主持“被遗忘的系谱——荷兰的印度洋奴隶制的来世”，研究荷兰和英国统治下的斯里兰卡和南非殖民历史。这项研究关注传统奴隶贸易历史研究忽略的印度洋地区奴隶贸易（Allen, 2017; Vink, 2003），历史学家Hubert Gerbeau称之为"沉默的历史"（Gerbeu, 1979）。如今，在斯里兰卡，还有非洲奴隶的后代，他们自称Kaffir。

太平洋奴隶贸易地图 / Kootker et al., 2016

另外，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新教神学大学、库拉索大学联合进行的项目“荷兰帝国时期的教会和奴隶制：历史、神学和遗产”。基督教教会与奴隶贸易之间紧密相连、复杂多样，既有支持奴隶贸易一面，也蕴含着废奴运动的力量（De Jong, 1971）。

自挖黑历史、反省、道歉，但从不妨碍荷兰的国际名声。荷兰，只是在正视历史。

参考文献

Allen, R. B.(2017) Ending the History of Silence: Reconstructing European Slave trading in the Indian Ocean. Tempo, vol. 23, núm. 2, pp. 294-313

Baazil D. (2022, September 12).Dutch Government Plans to Launch Slavery Apology Fund. Bloomberg: US Edition

De Jong, G.F.(1971)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 Church History, Vol. 40, No. 4, pp. 423-436

Eltis, D., Richardson, D. (2015). Atlas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The Lewis Walpole Ser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 and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Gerbeau, H.(1979) The Slave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Problems Facing the Historian and Research to be Undertaken. I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UNESCO, p. 184-207

Kootker, L. M., Mbeki, L., Morris, A. G., Kars, H., & Davies, G. R. (2016). Dynamics of Indian Ocean Slavery Revealed through Isotopic Data from the Colonial Era Cobern Street Burial Site, Cape Town, South Africa (1750-1827). PLOS ONE, 11(6), e0157750. 

Sterling T. & Deutsch A. (2022, Feburary 17). Dutch apologize for violence in Indonesian War of Independence. Reteurs

Vink, M.(2003) “The World's Oldest Trade": Dutch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4, No. 2, pp. 131-177 

疫情三年，我养成每天做核酸的新习惯 COVID Test for Every Day in China

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戴上口罩，打开手机上的核酸码，排着相同的队。核酸采样员助理穿着蓝色防护服，打开他的手机扫你的核酸码，进行信息核对。然后，还要看看前面做核酸的队伍是否满十人了。如果满十人之后，就要让下一位手持试管，因为10合1混采检测。这位手持试管者，有的地方称“队长”，有的地方称“管长”。有人说，这辈子做过最大的官，就是核酸队长。

接下来，你在核酸采样员前面坐下，张大嘴巴，核酸采样员掏出棉签，熟练的伸进你的喉咙中采取样本。采样过程仅持续几秒，起身走人，摘下口罩，等待健康码上显示24小时核酸。第二天，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重复以上的极具仪式感的过程。

在几年前，我对核酸的记忆还只是中学的生物课本，具体是什么东西早就记不清了。而今，核酸却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了。从每周一检，到72小时一检、48小时一检，终于到了24小时一检。应该已经做了100次核酸了吧，甚至超过200次了？记不清楚了，就像起床洗脸刷牙然后吃饭一样，做核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恍恍惚惚中记不起自己到底做了核酸没有，再努力想想才回忆起几个小时前做核酸的动作。就像有时候出门后怀疑自己是否关了门，其实关了，只是已经养成习惯，大脑没有去特别记忆这个动作。这似乎又像是一种强迫障碍（OCD），担心没有24小时核酸，第二天就进不了自己家门。

如果真的忘记做了，第二天会有短信发来温馨提醒，也可能会有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来亲切问候。当然，自从发明了团体码，团体内部还可以互相监督，保证每天准时准点做核酸。

养成一种习惯不容易。例如，我想养成每天看书、每天写作的好习惯，但总是很难坚持。我也想学好一门新语言，可是没有语言环境，没有养成用其他语言沟通、思考的习惯，我也很难坚持。说实话，疫情三年来，没有踏出国门一步，不断的封控让我经常连家门都难以踏出。唯一一次去了澳门，看到满街的葡萄牙语让我有小许兴奋，可是后果却是迎来近两个月的封控。

对语言仍然感兴趣。但是，疫情三年来，我一种新语言都没有学会，学过的旧语言也在遗忘。尝试通过网络视频通话学习，但也很难实际奏效。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哑巴英语的时代，对我来说，足不出户学语言可能要比登天还难。几年前，我还在地球上东奔西跑，对学习语言无比自信。

平时眼前见到的人越来越少，社交只剩下虚拟的网络会议。相信长此以往，我们很快就能赶英超美，跨步迈进“元宇宙”了。每天见到人最多的时候，就是核酸现场，大家一起戴起口罩排着整齐的队伍，简单重复着一充满仪式感的过程。

整个仪式过程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庄严肃穆。戴上口罩好似中国古代祭祀前的斋戒沐浴，又如进入清真寺的净礼，进入教堂前在洗手盆中洗手。甚至也像在进入日本茶室前在庭院中蹲踞洗手，无关宗教，让你进入另外一个神圣的空间。核酸采样员好似行圣餐礼的牧师，只是牧师给的是葡萄酒和面包，核酸采样员伸出的是棉签。

这个仪式，成为疫情三年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南京还有位艺术家，把微型摄像机放到嘴里，记录这个新的生活常态。可是，这一共同的仪式不会让我们产生什么社交和连结，也似乎没有增强团体的归属感。我以上的过于浪漫的比喻是否太不恰当了？这只是在对抗一个叫做“新冠”的病毒。

我孤身一人过来做核酸，又孤独一人离开。偶尔打开手机，确认下我的绿码是否还在。

参考资料

1. 我，深圳人，这辈子最大的官，就是核酸队长，深圳卫健委公众号，2022年3月10日
2. 做核酸有“被捅”的感觉吗？ 将微型摄像机放进嘴里的中国艺术家，BBC News中文，2022年9月1日

电影中文名改为“人民的意志”更好 Jana Gana Mana Means the Minds of All People

《Jana Gana Mana》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字翻译为“宿敌”，感觉就少了很多意味了。实际上Jana Gana Mana是印度国歌，中文正式名字是“人民的意志”，是中国人熟悉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

在这部剧情各种反转、案件各种嵌套的电影中，看到“人民的意志”是怎么样被媒体摆布，媒体又是怎样被政治操控。一些所谓的真相，实际上却是假象。经常看些动脑筋，引发思考的电影，才是对大脑最好的放松。

电影将现实中发生的几个命案杂糅在一起，包括2016年海得拉巴大学博士自杀事件、2018年喀拉拉部落居民被杀事件、 2019年海得拉巴团体强奸事件、2019年海得拉巴大学生自杀事件。电影将各种案件集中嵌套在一起，密集展示了印度社会中存在的学术霸凌、阶层歧视、警界贪腐、政治操纵等问题。

每次看印度电影，都对电影中呈现出印度的语言多样性所感动。这部电影的主要语言都是印度南部的马拉雅拉姆语，夹杂印地语和英语。与中国电影中大部分清一色标准普通话大为不同。若干年前，中国还经常上演印度电影，可惜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的中国故事 Edmund Leach‘s China Story

 
利奇的自拍 / 历史资料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年出生在英国罗奇代尔（Rochdale）的一个富贵家庭。利奇家族发祥于英国工业革命，生意做到了阿根廷甘蔗田。1929年利奇到剑桥大学学习数学，但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数学，一年后就转到了工程专业。

利奇大学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好时代。当时经济危机爆发，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失业率飙升、德国纳粹运动抬头。在这个不安的年代，很多人在寻找新的出路，甚至有不少英国人成为了希特勒的粉丝，其中就有一位人类学家乔治·皮特·里弗斯（George Pitt-Rivers）。

他周围的同学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激进，有的还对传统英国社会充满了憎恨。敌意与对抗在英国，在整个欧洲蔓延。1931年的夏天，利奇去了趟德国。德国的现状让他对未来感到更加不安。两年后，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

利奇成绩优越，但他认为自己精神无法集中，对研究不感兴趣，不想从事学术道路。虽然家庭优越，但也不想让家里安排一生。1932年，利奇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从剑桥大学毕业，怀揣工程学士证书，想自己找份工作。但是，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只能找到煤气工人这样的工作。

在国内前途暗淡，看不到未来。左思右想，利奇决定去外国闯一闯。他拿到了太古公司（John Swire and Sons）去中国工作的offer，签了4年合同。小伙子走出国门看世界，第一站就是中国。

他很兴奋。在去中国前，他每周去上三次汉语课。他认为汉语语法简单，容易懂，但是发音很难，写也很难。在一次讲座中，他听到了中国的祖先崇拜、道教和佛教，十分感兴趣，让他对去中国更充满了期待。

太古公司当时的网络遍布中国各大港口城市，利奇在香港、上海、重庆、青岛、北京的分公司都工作过，四年内好好体验了一把中国各地的生活。

他在工作中学会了各种商务技能。但是，就跟上学时候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一样，他发现自己也不喜欢当社畜，不想把一辈子的时间都浪费在办公室里。

中国的异域生活更激发了他对人类文化的好奇心。工作之余的时间他都用来旅行。中国的五岳他爬了四座。当时可没有现在的旅游设施，爬高山也是一种极限挑战。在北京，他站在天坛面前，惊叹中国建筑到处充满着象征意义。他收藏玉器古董，对中国器物高度的抽象化充满了好奇。他甚至将蟒袍和诰命夫人的披霞混搭，玩起了自拍。

利奇在中国爬山 / 历史资料

利奇穿蟒袍披霞自拍 / 历史资料

公司合同到期后，他没有续签。他年轻的心向往着远方，甚至打算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俄罗斯回家。不过，当时苏联在斯大林主政下进行大清洗，社会动荡不安，他的旅行计划只好作罢。

在北京时，他参加了英国大使馆举办的一个派对，派对上，一位美国的前摩尔门教传教士斯图亚特（Kilton Stewart）在招揽队友到台湾岛东边的小岛兰屿（Botel Tobago）上去探险。

日本人占领台湾之后，将兰屿作为人类学的考察点，禁止在岛上进行开发。1897年，才有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到岛上进行考察。利奇觉得认为岛上住的人是真正的“原始人”，是“人类学家”真正的研究对象。这样，他们四个人类学的业余爱好者结伴前往兰屿。

达悟族少女 / 鸟居龙藏

利奇在岛上和原住民达悟族（Tao）一起生活了八周。这八周里，他开始学做民族志，并用摄影、手绘图的方式辅助记录。

他发现，除了民族学家霍内尔（James Hornel）描述的兰屿上的小船（tatara）船之外，达悟族人的船还有另外一种大船，在达悟语中称为“chinedkulan”。回英国后他还写了一篇《兰屿造船》（Boat Construction in Botel Tobago）刊登在人类学杂志《Man》上。

文章发表在人类学杂志上

日治时代明信片上的达悟族大船 / 历史资料

兜兜转转，26岁的利奇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了，那就是人类学。刚好他儿时的一位朋友是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的太太。经由朋友介绍，他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投入弗思门下学习人类学，同时又参加了当时人类学界的大牛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的研讨班。他又去了伊拉克研究库尔德人，去了缅甸研究克钦人，开始了作为人类学家的一生。

参考资料

1. Edmund Leach, Boat Construction in Botel Tobago, Man, December 1937

2. Adam Kuper, An Interview with Edmund Leach, Current Anthropology, 4 (August- October 1986), 375

3. Adam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4th Edition. Routledge; 4th edition (September 24, 2014)

4. Stanley J. Tambiah, Edmund Leach: An Anthropolog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